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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贵的底牌和终局(财新周刊)

August 5, 2017

2017-08-03 产业并购

本文转载自:《财新周刊》 文| 财新特派香港记者王端,特派美国华盛顿记者李增新、记者于宁、崔先康;财新特派伦敦记者 安宁、特派香港记者姜博文对此文亦有贡献。

中纪委副局级纪检员孟会青受贿案刑事判决书(全文发布):触目惊心(与郭有关)

李友落网对郭文贵自是心之所愿,但国安部原副部长马建落马无疑是五雷轰顶。

一切仍在继续。不过,对郭文贵来说,终局不远。

如果不是4月下旬在推特(Twitter)上公布戴阿拉伯头巾的照片、自曝“阿布扎比公民”身份,人们很难把遭到红色通缉的外逃中国商人郭文贵和阿联酋这个中东国家联系在一起。不过,阿联酋七个酋长国中最大的阿布扎比,确实成了郭文贵近两年套取海外资金的起始点。

财新记者近期的调查显示,郭文贵从2013年前后就着手布局海外。凭借国家安全部原副部长马建的支持和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的引介,他以“特殊身份”开道,骗取个别阿布扎比高层的信任,进而以投资中国金融资产为饵,与阿布扎比王室成员成立阿中基金。随着马建落马、其本人在国内被揭露及遭到警方调查,郭文贵在海外也日陷困境。

至2016年下半年,郭文贵推出金蝉脱壳计划,打算将官司缠身的国内资产置换给阿中基金,换取巨额资金。然而,这一安排因逾越了太多法律法规,至今未能兑现。自此,郭文贵陷入国内资产被冻结、国外被追债的“裸奔”状态。

为展开海外运作,郭文贵先后在香港、英国、加拿大、美国和英属维尔京群岛(BVI)、开曼群岛等成立了近百家公司,其资金流转、股权安排相当繁复。财新记者通过查阅大量公司和法律文件,采访十多名知情人,基本厘清了真相。

还原郭文贵海外敛财的过程,可以看到郭文贵凭借与国家安全部门高官的勾结,靠欺瞒和收买,一步步将国际投资合作畸形化,使相关方深陷其挖掘的陷阱之中。尽管因为马建落马,这一操作最终走向穷途末路,郭文贵的挣扎难达目的,但此中教训亦不可谓不深刻。

“这个阿布扎比那绝对是听咱的”

在中国商界,郭文贵发家至今,一直是个“特殊人物”。

生于1967年,发迹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012年之前,郭文贵已经凭各种非常手段,积累了河南裕达国贸大厦、北京盘古大观及金泉家园、民族证券等数百亿资产,不过,由于经营不善,郭文贵长期处于债务缠身、拆东墙补西墙的资金饥渴中。在资产积累过程中,他一步步强化了与国家安全部原副部长马建、河北政法委原书记张越及中央纪委原副局级纪检员孟会青等人的权钱同盟,滥用国家强力机器,用骗贷挪用、强迫交易等方式为害商界(参见《财新周刊》2015年第12期特别报道“权力猎手郭文贵”)。

2013年前后,郭文贵将自己的特殊人脉拓展到海外。

长于攀附的郭文贵,早在2008年就设法结识了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二人多有往来。此后,布莱尔成为郭文贵与阿布扎比王室接触的重要引荐人(参见财新网文章《郭文贵海外资金何来 英前首相布莱尔涉身其间》)。为进一步拉近与托尼·布莱尔的关系,郭文贵还曾通过马建提议,由托尼·布莱尔担任中美高层的信使。不过,这一计划没有能够实施。

郭文贵真正感兴趣的,是阿布扎比王室的丰厚资金。

经历了欧美市场的金融危机之后,阿布扎比巨额财富的掌管者意识到,需要增加在中国和亚洲的资产配置。2012年初,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阿布扎比时,阿方曾正式表达了这一意愿。经此次访问,双方正式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并打算成立中阿共同投资基金(下称中阿基金),但由于种种原因,中阿基金到2015年底才真正落实。

从这个本来属于政府层面合作的机会中,郭文贵也嗅到了可利用之机。他开始刻意结交阿布扎比王室高层,曾于2013年夏天在盘古大观的四合院宴请来自阿布扎比的客人;他的私人飞机2013年之后也多次前往阿布扎比。知情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此间他结交了一个重要合作伙伴——阿联酋大亨卡杜恩·阿尔·穆巴拉克(Khaldoon Al Mubarak)。这位因收购英超球队曼城令西方人侧目的年轻富豪,同时还是阿联酋政府的经济顾问。此人后来与郭文贵多有交集。

郭文贵把自己和阿布扎比交好的情形告诉马建,提出成立基金的计划,得到首肯。至迟到2014年年中,郭文贵已经为这个私人的套钱平台想出一个具有杠杆效应的名字:阿中基金。

至于如何运作,郭文贵最早或受到李友的启示。

从2013年春天始,郭文贵与其在河南时的旧识李友商议,决定将自己控制的民族证券,与李友掌控的方正证券( 601901.SH )合并。郭文贵旗下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下称政泉控股)的一位原高层向财新记者透露,在二人交好之时,郭文贵曾把其阿布扎比的新关系和自己的打算,向李友和盘托出。李友建议两家证券公司合并后,先进行增发,通过重要机构投资者配售,“募集100多个亿”。李友认为,投资者越有分量,股价越高,就可以“让阿联酋老板掏更多的钱”。郭文贵欣然同意,称会通过时任保监会主席的项俊波等,安排保险资金进入。

郭文贵还向时任方正证券董事长雷杰做了部署,称股价必须打上去。他放出狂言,“这个阿布扎比那绝对是听咱的”,“这15000亿美元听咱们的”,要靠阿布扎比的资金让“方正证券成为中国最奇葩的股票”。

不过,方正证券与民族证券最后合并时,郭文贵与李友因控制权发生了激烈冲突,郭未能如愿掌控方正证券。

他决定转向另一个目标。

 

1 借来的阿中基金

郭文贵的另一个目标,是比方正证券规模更大、资金更雄厚的海通证券,在国内券商中属第一梯队。

其实,早在海通证券2012年首次发售H股时,郭文贵就曾有进入机会。

海通证券2007年1月在中国A股市场买壳上市。2011年底,海通证券曾打算在香港进行H股公募,但因市场形势不好遭遇失败。次年春节后,海通再启H股上市。时任董事长王开国接触的第一批意向投资人,就包括郭文贵。

为此,王开国曾专程飞往北京在盘古大观与郭文贵会面。“当时他很痛快,同意投资6亿美元。”王开国近日告诉财新记者,“不过后来没消息了。”

在与李友同床异梦之时,郭文贵把海通证券当成备份。郭文贵在一份提交给纽约州高等法院起诉瑞士银行(UBS)的法律文件中自述,2014年5月起,他即向UBS经理Steven Wong提出,愿意出10亿美元购买海通H股股票。

王开国也向财新记者回忆说,2014年六七月间,时任麦格理投行大中华区主席的余建明告诉他,将为之引进“中东石油方面的资金”。郭文贵原是余建明的重要客户。后来的事实表明,此时郭文贵张罗的阿中基金已经在筹备中,在香港中银大厦租下了大办公区,而余建明深度参与此事,被招徕成了合伙人。

11月,王开国接到郭文贵的电话。“郭文贵说这次可以拿到中东石油的钱投资海通证券。”王开国告诉财新记者。

2014年8月,方正证券通过增发股票的方式,以130亿元吸收合并民族证券。郭文贵的政泉控股在合并后持有新方正证券21.86%的股权,为仅次于方正集团(持股27%)的第二大股东,在9人董事会中获得3席,但未能获得实质性的管理层职位。郭文贵与李友随即在控制权上发生冲突。当年10月20日,政泉控股向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深圳证券交易所和重庆监管局发函,实名举报方正集团旗下北大医药股东“涉嫌违法关联交易和信息虚假披露”,直指李友等人涉嫌内幕交易。11月初,政泉控股将举报材料上网,双方矛盾彻底公开,广受围观。

郭文贵从2014年起便长期置身海外,频频造访阿布扎比。仰仗时任国安部副部长马建的支持,又有联合国四方特使身份的布莱尔“站台”,郭文贵以国家合作之名获取了阿方信任。

2014年12月16日,郭文贵与阿方在澳门签订协议,阿中基金正式成立。

这个“阿中基金”当然和政府间商议的“中阿基金”完全不相干,只是在名称上取巧。投资双方(LP)分别为郭文贵在BVI注册的Alfa Global Ventures和Alfonso Global Limited两家公司,以及阿布扎比王室基金在开曼群岛注册的Roscalitar2(下称R2)公司。双方约定,对等出资共120亿美元,基金存续期九年。

郭文贵是阿中基金管理公司的控制人(GP),持股70%,余建明的公司Arcelio持股10%。其余股份为阿方R2公司持有。

公司董事会的五名董事中,阿布扎比一方占三席,其中包括前述郭文贵的朋友卡杜恩。

协议中的120亿美元,只是名义上郭文贵和阿方对等出资60亿美元。在具体资金安排上,则先由郭文贵向阿布扎比借款30亿美元投入基金,此贷款又以郭文贵的资产做抵押。郭文贵承诺,一年后将价值翻倍的股票和资产注入阿中基金。

双方商定第一步付15亿美元。郭文贵在BVI注册的长基公司(Long Gate)充当接收贷款的主体。

郭文贵为此抵押了他在BVI注册的辉王公司(Shiny Ace),资产代表为郭文贵的两个兄长郭文存和郭文平。辉王公司旗下包括郭文贵通过香港兆泽投资公司(Spirit Charter)持有的河南裕达国贸以及香港耀领、国强两公司。由此安排,郭文贵在河南的裕达国贸酒店、北京后海的四合院、方正证券股票以及香港别墅等尽数抵押。

事实上,其中主要国内资产早已在国内抵押以获得银行和信托贷款。重复抵押这类做法,郭文贵对曾经的合作者李友并不保密。2014年10月,李友曾从郭处得知细节:郭向阿方出具的其境内资产未曾抵押的证明文件全系伪造,还安排其公司内部人员假冒国内有关部门接受了尽调公司的问询。阿方因此被蒙在鼓里。

 

2 马建落马

 

 

2014年12月16日后的几周,对郭文贵可称为“惊心动魄”的日子。

郭文贵事前曾承诺,将来自阿方的15亿美元用于投资民生银行等中国金融机构。但资金一到账,他立即安排专赴香港的盘古投资财务总监杨英等人将大部分款项以“外保内贷”、融资租赁等方式打入国内,希望解开此前被锁死的国内资产。其时,郭文贵2010年通过时任农行董事长项俊波打招呼,靠造假欺骗从农行贷款的30亿多元人民币,已经被审计署发现有重大问题,不得不东挪西借、提前归还。2013年为注资民族证券,郭文贵抵押了北京金泉广场的商业地产和其持有的民族证券股份,从方正东亚信托获得一揽子贷款,后来其中49亿贷款打包转给上海银行,郭文贵也希望尽快解除抵押。

郭文贵急需盘活国内资产,为引入中东资金铺路。

“我们三天之内就把钱打回国内了,美元换成了人民币。”杨英向财新记者说,她本人就经手了大约34亿元人民币的单子,另外两名同事加起来也差不多。在香港,郭文贵的个人挥霍,例如装修房屋、购买游艇、飞机等,也迅即占用部分款项。

12月19日,海通证券与七家承配人签订了发行H股新股的认购协议。12月22日,海通证券正式宣布了H股配售计划,七家投资人中有三家名不见经传,市场猜测纷纷。其实在当时已经约定,在总计约40亿美元的配售额中,郭文贵及其代理公司将获得30亿美元。

在香港踌躇满志之时,郭文贵万万没有料到,北京正在发生一连串关乎他的命运的大事件:2014年12月19日,公安部门在北大博雅酒店抓捕李友未果。李友出逃之后,写信揭发了马建和郭文贵。2015年1月4日,李友“应相关部门要求”投案协助调查。1月7日,郭文贵的重要盟友和靠山、时任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建被带走接受调查。

李友落网对郭文贵自是心之所愿,但马建落马无疑是五雷轰顶。

马建被查于1月16日正式宣布。此后郭文贵迅速解除部分外保内贷,从国内调出境外5.2亿美元,没有来得及解冻49亿元被抵押的资产。郭文贵也从香港飞赴美国。很快,司法部门着手调查郭文贵及其关联公司勾结权贵、违法犯法的行径,郭文贵在国内的大批债权人也渐次启动资产冻结程序。

到2015年3月下旬,多家媒体以长篇调查报道方式,揭露了郭文贵的发家史及其围猎强力部门高官的行径。舆论哗然,对郭文贵及其关联政法安全官员的调查继续深入中。

郭文贵迅速在海外发起报复性攻击,但很快又藏声匿迹。已经身在境外的郭文贵不敢回国,他于3月间购下纽约第五大道雪莉荷兰大厦顶层的两豪宅,决定长住在美国。

时的郭文贵在海外已是资金将尽,信誉全失。马建落马,使他“为国家服务”的故事基础不复存在。更重要是声誉一落千丈,因为郭文贵在向阿布扎比骗取信任时,不但开出一堆国家合作的空头支票,还承诺将用阿中资金投资中国金融机构。阿方对证券公司并不看好,郭文贵投其所好夸下海口,抬出中国规模最大的民营银行:民生银行( 600016.SH / 01988.HK)。

第一批15亿美元到位,郭文贵的承诺就是购买民生银行股权。

3 画饼民生银行

这看似纯粹的空谈。不过,当时郭文贵自认有国内身份而且有马建强势支持,只要有钱,进入身为上市公司的民生银行并不是毫无可能。

成立于1996年的民生银行,是中国创立最早、规模最大的民营银行,2016年底的总资产达5.9万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规模为1105亿美元(当时约合6700亿元人民币)的阿联酋第一大银行阿布扎比国家银行(National Bank of Abu Dhabi)。郭文贵拿出“国家合作”的姿态,表示有办法帮阿布扎比资金投资民生银行,对方相当满意。

郭文贵在国内本来就是民生银行大客户,香港与国内的资金往来也大量依靠民生通道。他声称引来的阿拉伯巨资相当抢眼。民生银行元老级股东、东方集团董事长张宏伟,随即成为了郭文贵积极争取的合作对象。

张宏伟是民生银行的前十大股东之一,其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00811.SH )持有民生银行10.66亿股,持股比例在3%左右。张宏伟与郭文贵早已相识。在2009年到2010年对民族证券的争夺中,郭文贵利用马建之力阻止了早已是民族证券股东的张宏伟东方集团拥有的优先购股权,在方正合并案中也未能增资。

“我们是被郭文贵坑了,前后几次没能入股的损失有近20亿元。”张宏伟向财新记者表示,郭文贵也和他商量过进入民生银行,想从其手中收购老股,张称其未置可否。据悉,郭还曾设想通过定向增发实现控股民生银行。

事实更为曲折。张宏伟虽然被“坑”,但后来见郭文贵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心情复杂。

郭文贵有意拉中东资金投资民生银行,曾与张宏伟有过交谈。不过,据张宏伟说,他从2014年12月起与余建明商谈此事,并不认为是郭文贵在主导。余建明一直自称是阿布扎比主权财富基金的代表。然而,将阿布扎比主权基金、中阿基金、阿中基金混为一谈,正是郭文贵盗用政府名义、虚张声势的惯用手法。

2015年2月12日,双方签订了“框架协议”。协议文本确定,张宏伟将协助阿中基金拿下29%的民生银行股份,第一批分步收购10%,出资45亿美元。到2015年底实现收购25%-29.9%。张宏伟也可得到一系列回报,包括由阿中基金认购其香港上市公司联合能源(00467.HK)发行的可转债。

“我当时打算出售民生银行股份,要高溢价。市场价是9元,我要到每股12元。”张宏伟向财新记者强调说,“协议里说的25%-29%都是有条件的,得获得政府审批。”

作为“框架协议”的第一步,张宏伟一方以先更名、后付款的方式,将他能够控制的一部分民生银行股份——中国中小企业投资有限公司手中2%的股份先行“转让”。工商资料显示,2015年4月10日,中国中小企业投资有限公司被整体转让到联合能源技术(中国)有限公司名下。

然而,2015年初的局势早已斗转星移:马建突然落马,吴小晖执掌的安邦保险在民生银行的投资已将近20%。郭文贵虽然手握阿布扎比15亿美元,但已不敢轻易向国内投资,而是用以挥霍、还债和准备认购海通证券H股。

因此,民生银行的故事只剩下一个功能,即用来诱惑阿方继续投资。由于拿不出钱,2015年9月18日,中小企业投资的股权又根据“回转协议”划转,由联合能源技术(中国)有限公司转让给西藏立文投资有限公司,事实上回到原股东张宏伟手中。

民生收购的故事此后还几次被工具性地提起,但账面操作就此已告结束。

4 李代桃僵

郭文贵需要更多的钱,也打算继续按计划在2015年5月增资海通证券。

阿布扎比方面对郭文贵并不放心,派出阿中基金的两名董事到美国与郭会面,分别是卡杜恩和瓦力(Waleed Ahmed Salem Al Muhairi)。郭文贵向阿中基金管理人出示了民生银行相关股权过户的文件,表明阿中基金已经收获了价值20亿美元的资产;按他出示的“框架协议”,下一步继续收购,仅初步收购民生10%的股份,就需要45亿美元。他希望将借贷增至60亿美元。

对于马建落马、本人去国的变局,郭文贵编造了一套新故事。知情人介绍了其中“逻辑”:郭文贵宣称自己在国内仍受到“大领导”的支持,“目前内斗激烈”,特意安排他在海外,“被保护起来”。据称,他还安排在纽约的两名女助理王某和于某演出双簧,假扮国内派出人士以撑场面。他本人则继续乔装国家利益的神秘代表人,信誓旦旦地表示,中阿两国的经济合作等不会受到影响。

其实,按郭文贵的用意,只需对瓦力一人的表演,因为“卡杜恩是自己人”。此闹剧成功过关,加上有所谓投资民生银行的“证据”,阿布扎比再度相信了郭文贵。对方同意再向郭文贵的长基公司贷款15亿美元,用于阿中基金投资,主要是投资民生银行股权。

为取得这笔资金,郭文贵也被迫拿出了更多的抵押品。在2014年12月16日的借款协议基础上,5月21日,双方又签署了一个补充协议,郭文贵的两家公司Alfa Global Ventures 和Genever公司被抵押。

Alfa Global正是郭文贵在阿中基金的两家持股公司之一,持有郭文贵应有权益的半数;而Genever持有郭在美国纽约第五大道781号雪莉荷兰大厦新购入的房产。这些资产和辉王旗下资产一样,进入抵押物之列。

2015年5月8日,海通证券H股配售计划获得监管部门的认可后正式实施,此次配售额约占海通证券配后H股的56%,占海通证券配后总股本的17%。郭文贵购买的H股股票于5月15日、29日分两次交割。

5月22日起,阿方第二笔资金15亿美元陆续到账。郭文贵安排全部投入购买海通证券配售份额。

5 冲入海通证券

2015年5月,在股市泡沫破裂之前的狂热上涨气氛中,海通证券正处于峰值。郭文贵自认为投资相当“划算”。

郭文贵通过海通证券H股配售投行UBS的安排,以海峡基金的名义,斥资97.75亿港元拿下5.69亿股;再通过麦格理银行安排,通过鼎胜、睿丰两家香港资管公司的下辖平台,出资123.52亿港元分别获配4.96亿股和2.23亿股;他还通过一家在BVI注册的公司AMTD,以25.43亿港元间接承配1.48亿股。四家合计,郭文贵控制的股份高达此次配售额度的四分之三(参见《财新周刊》2017年第21期特别报道“郭文贵与海通H股配售疑云”)。

为此交易,郭文贵从阿中基金支付现金近20亿美元,其余部分靠配资完成,其中他本人直接从UBS获配资7.75亿美元;再由余建明操作,在鼎胜的平台BSA拿到摩根士丹利的配资4.75亿美元。

配售在2015年5月29日正式交割完毕时,郭文贵合计持有海通H股的42.18%,在需要分类表决的重大事项上拥有了否决权。整个海通证券,郭文贵控制的股份合计达到12%。

海通证券股权相当分散,名义第一大股东光明食品集团仅持股4.28%。郭文贵实际控制股权超过光明控股。不过,前十大股东中多为上海市国企,合并持股17.8%,故上海国资为海通事实上的第一大股东。即使如此,郭文贵在持股合并之后,已稳居第二大股东位置。

此次海通证券H股配售定价为17.18港元/股,投资人获折让超过20%。配售完成时,海通证券股价在“牛市”中正高歌猛进,5月29日的当日收盘价即达到23.48港元/股,阿中基金投资的账面赢利超过35%。

入股海通证券的成功被郭文贵当做“业绩”,他曾安排在纽约四次会见投资者,试图进一步融资。他以成功投资人的姿态再度联系阿布扎比方面,自称可增持海通证券,并要再买民生银行股份,要求对方再行出资30亿美元。

6 慌不择路

这当然只是一厢情愿。

2015年4月至7月,郭文贵国内公司的一些高层经理人员,因涉嫌参与郭的非法经济活动,相继被刑拘。

7月,中国A股出现股灾,海通证券H股同步大跌。郭文贵的投资受到致命打击。当初郭文贵从UBS融资7.5亿美元,并由UBS安排了代持机构,因未及时补仓,这部分5.69亿股海通证券股票于7月7日被全部强行平仓,现金损失即达5亿美元。此外,郭文贵通过鼎胜的BSA所持4.96亿股也遭遇融资方压力。由余建明在港操作,BSA于7月9日减持1.9亿股并部分补仓,净损失仍达1.2亿美元。两项共计损失现金6.2亿美元。

经此一役,郭文贵在海通的持仓量从逾14亿股骤减至6.77亿股,分散在三家公司,其在海通曾经有的特殊权重不复存在。而海通股价持续下跌,郭文贵所持的剩余股票账面亏损也达到20%以上。

阿中基金巨亏严重,其有名无实的民生银行股票也名义不再。郭文贵在对方的信誉难保。

当初向阿布扎比借款30亿美元时,郭文贵曾以协议方式承诺定向投资,主要投资于金融机构。而从财新记者整理的资金流向看,他实际只拿出三分之二投资海通证券,余款不知所踪。而对海通证券的投资所余账面价值仅在10亿美元左右,浮亏三分之二。

为减少投资损失,郭文贵聘请华尔街最有名的律师之一David Boies起诉UBS,就其海通证券股票被强行平仓一案要求赔偿。不过,官司因管辖权异议被驳回,没有进入庭审,前后拖了年余。

阿中基金深度被套,新资金自然也无从谈起。2015年9月,郭文贵在香港的合伙人余建明陪同阿布扎比一方的董事瓦力再抵纽约。上述知情人透露,郭文贵在大宴酒席之后,让身边的女助理王某、于某重回演戏角色,号称是国内派出探望郭文贵之人。不过,阿方此次未再承诺安排新的投资。

至少自2015年5月起,郭文贵即开始布置退路。他着手将其国内资产的权益转到香港代持机构手中,其本人则以代持机构雇员(Agent)身份在美拓展业务,伪造各种单据申请L1签证(跨国公司经理签证)。一位曾接近郭文贵的人士透露,彼时郭文贵甚至做好了准备,万一拿不到美国签证,要把游艇作为办公室,开到欧洲去,他曾声称,“真正的有钱人可以一辈子待在船上”。

到了2015年10月下旬,郭文贵也开始张罗出售其香港南湾的别墅和游艇,前者作价20亿-25亿港元,后者标价3000万欧元。

当时郭文贵几乎全部的国内资产及南湾别墅已抵押给阿布扎比的R2公司,余建明一度提议,将这些资产与张宏伟手中的民生股权兑换,张宏伟则称其债务过于复杂,最多只能换2%。交易没有成功,不过郭文贵急于变现之情可见一斑。

7 不可能协议

进入2016年,郭文贵向阿布扎比借下的巨款陆续到期,他承诺的投资民生银行毫无进展,下了重注的海通证券股价在购入价以下低位徘徊。国内对他的司法调查也在继续中。郭文贵数年来布局,用境内金融股权套取国际资金,结果越陷越深;差可安慰的是,同期国内房地产价格猛涨,在他名下的但冻结中的盘古大观等资产升值了。

终于,郭文贵构重构打法:把所有国内资产全部甩给阿布扎比一方,再套一大笔钱。

实施这一计划当然很难。2015年下半年以来,郭文贵一直不择手段地试图重搭内外关系网。偶然的机会使他与一个旧交宋军重新建立联系。现年47岁的宋军过去是中国民航局的一名空管员,后来辞职下海,掌握着一家公务机管理公司。

郭文贵千方百计地拉拢宋军,靠其效力,获取了160多份国内外重要人物的公务机航乘信息和私人资料。今年7月公布在YouTube的几份音像资料实录了郭文贵给宋军的一些“任务单”,一众要人之中,除了一大批耳熟能详的国内富豪,也包括阿联酋副总理兼主权基金主席以及阿中基金董事瓦力——对合作者郭文贵从来都留有后手。

靠宋军介绍,郭文贵还认识了两个自称有国内上层关系的“神秘人物”赵立新和葛长忠。郭文贵想通过此二人,把被羁押的民族证券监事会主席杨克森“捞出来”,向阿布扎比一方证明自己何等“神通广大”。他同时还希望通过赵立新和葛长忠的渠道与国内建立联系,声称愿意捐献资产,争取从轻从宽处理自己,并给办事的人2000万元好处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事后证明,这两个“神秘人物”不过是比郭文贵更小一号的骗子。

与阿布扎比债权人兼投资合作者的谈判仍在进行,郭文贵往返于伦敦和纽约之间。至2016年9月底,双方初步达成一致,最后协议在2016年12月签订。根据协议

——郭文贵通过在BVI注册的辉王公司,将其所有国内资产全部转让给阿中基金,阿中基金则将资产受益权直接抵押给阿布扎比的R2公司。郭文贵国内资产主要是三大块,即河南裕达、政泉控股持有的方正证券股份、北京盘古大观,前二者2014年已转入辉王名下,用于对R2已有的贷款抵押。郭文贵此次再行承诺,将盘古大观转入辉王,而辉王直接转让给阿中基金,作为他对该基金的投资。全部国内资产郭文贵自估价值120亿美元,正好达到当初阿中基金的预约出资总额。

——与此同步,双方同意,将阿中基金已有资产,即海通证券股票和Alfa公司,也转至R2公司;改组阿中基金的GP阿中基金管理公司,由阿布扎比全面接管控制。这意味着阿中基金的资金和资产调度已完全落入阿方手中。

——R2公司把对郭文贵的借贷从30亿美元升至60亿美元。

这看似一个“互利”协议。不过,关键在于国内资产是不是套得出来。

双方同意,由郭文贵全权负责,让其国内资产安全、合法、不受限制地真正转至辉王公司旗下,阿方新增30亿美元资金将与资产转入同一时间一次性交付郭文贵。郭文贵还在协议中表明,新增资金未来将投资海通证券。

目前,整套交易涉及的郭文贵控制境外公司及资产转让部分,已经如约完成:阿中基金所持海通H股,已经按2016年10月的市场价格转入R2公司;郭文贵控制的Alfa Global持有阿中基金25%的股份,已转入R2;辉王公司在名义上也转至阿中基金,并且明确了R2公司的收益权——这多少让人存疑,因为交易在2017年2月完成,其间,辉王的持股代表郭文存和郭文平仍在境内且系在押状态,不过BVI的法律文件显示辉王的转让已经完成。

但是,这一“金蝉脱壳”的核心仍无法兑现——郭文贵的国内资产早已被抵押且被冻结,刑事与民事官司缠身,根本不可能转出资产。拥有盘古大观资产的盘古投资至今仍属内资,为郭氏在国内的亲属郭丽梅、胜瑞刚(两人为夫妇)代持;河南裕达和政泉控股也面对诸多讼争。郭文贵身为国际刑警组织红通嫌犯,又处众目睽睽之下,其资产已不可能悄然转至境外。

然而,阿布扎比一方在已经付出30亿美元且远未回收之时,还会对郭文贵增加借贷吗?已经对阿中基金失去控制的郭文贵,还能调度哪些可流动资产?郭文贵近期将纽约豪宅挂牌,要价7800万美元,究竟是他本人的意愿,还是债权人阿布扎比方面的主张,销售收入将属于谁?该豪宅在香港太盟以债权人身份起诉,并要求对纽约豪宅进行资产保全之后,是不是还卖得出去?

债权人盈门之时,郭文贵场面上仍在张罗投资,私下也在四处“融资”。据接近海通国际的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2017年7月5日,郭文贵控制的一家名为AAGV的公司,仍以“融资融券”方式从海通国际获得贷款逾1亿美元。海通国际未就此事回答财新记者的询问。目前无法确认这笔款项的最终下落。

一切仍在继续。不过,对郭文贵来说,终局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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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 | 《财新周刊》封面报道推荐:郭文贵的底牌

August 1, 2017

【财新网】(驻香港记者 王端 驻美国华盛顿记者 李增新 记者 于宁 崔先康)

遭到红色通缉的外逃中国商人郭文贵,如何与阿联酋这个中东国家联系在一起?7月31日出版的《财新周刊》封面报道称,郭文贵从2013年前后着手布局海外,凭借国家安全部原副部长马建的支持和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的引介(参见财新网文章《郭文贵海外资金何来英前首相布莱尔涉身其间》),他以“特殊身份”开道,骗取个别阿布扎比高层的信任,进而以投资中国金融资产(如海通证券和民生银行)为饵,与阿布扎比王室成员成立阿中基金。

随着马建落马,郭文贵在海外日陷困境。至2016年下半年,郭文贵推出金蝉脱壳计划,打算将债务、官司缠身的国内资产置换给阿中基金,套现巨额资金。然而,这一安排因逾越了太多法律法规,至今未能兑现。

为展开海外运作,郭文贵先后在香港、英国、加拿大、美国和英属维尔京群岛(BVI)、开曼群岛等成立了近百家公司,其资金流转、股权安排相当繁复。财新记者通过查阅大量公司和法律文件,采访十多名知情人,基本理清了这一运作脉络。

郭文贵发迹至今,是个“特殊人物”。

生于1967年,发迹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因2006年举报原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案而一炮而红,拿到了鸟巢、水立方西边的黄金地块,开发了北京盘古大观、金泉广场等房地产项目,加上河南裕达国贸大厦、民族证券等,其资产目前估值已达数百亿元。不过,由于长期经营不善,也由于在与刘志华斗争中使用的特殊手法,郭文贵在商界颇为孤立,长期处于债务缠身、拆东墙补西墙的资金饥渴中。他一步步强化了与国家安全部原副部长马建、河北政法委原书记张越及中央纪委原副局级纪检员孟会青等人的权钱同盟,一步步走向了滥用国家强力机器的不归路,依赖骗贷、挪用金融机构资金、强迫交易等方式,为害商界(参见《财新周刊》2015年第12期特别报道《权力猎手郭文贵》)。

国内资产渐次陷入僵局,郭文贵转向了海外。

经历了欧美市场的金融危机之后,阿布扎比巨额财富的掌管者意识到,需要增加在中国和亚洲的资产配置。2012年初,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阿布扎比时,阿方正式表达了这一意愿,双方从此正式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并打算成立中阿共同投资基金(下称中阿基金),但由于种种原因,中阿基金到2015年底才真正落实。

从这个本来属于政府层面合作的机会中,郭文贵先行布局,频频造访阿布扎比。仰仗马建的支持,又有联合国四方特使身份的布莱尔“站台”,郭文贵以国家合作之名获取了阿方信任。其中,他结交了一个重要合作伙伴——阿联酋大亨卡杜恩·阿尔·穆巴拉克(KhaldoonAl Mubarak),此人目前也是阿中基金的董事之一。至迟到2014年年中,郭文贵“阿中基金”的想法已成型,目标是投资中国的金融机构。

2014年下半年,方正证券( 601901.SH )与民族证券合并后,郭文贵与方正集团原CEO李友因控制权发生了激烈冲突,郭未能如愿掌控方正证券,李友被查,郭出走海外。

2014年12月16日,郭文贵与阿方在澳门签订协议,阿中基金正式成立。此时,郭文贵瞄准了比方正证券规模更大的海通证券( 600837.SH , 06837.HK),在国内券商中属第一梯队。财新的报道详细描述了郭文贵与原海通证券董事长王开国的几次接触过程。比此前报道(参见《财新周刊》2017年第21期特别报道《郭文贵与海通H股配售疑云》)更进一步的是,郭文贵通过多个平台在2015年5月海通40亿美元H股配售中占到了30亿美元。其中,郭文贵通过瑞银和摩根斯坦利两家国际投行做了杠杆融资逾10亿美元,不久后就基本损失殆尽,造成净损失已超过6亿美元。

财新还详细报道郭文贵承诺阿方投资民生银行( 600016.SH ,01988.HK)、后成画饼的全过程,其中其中包括郭文贵通过原投行出身的合伙人余建民,假托阿布扎比基金,与包括郭文贵与民生银行的副董事长、前十大股东之一的东方集团董事长张宏伟达成的一系列框架性协议。 不过,这些协议最终并未兑现。

财新的报道基本厘清了阿中基金的资金安排:协议中的120亿美元,是名义上郭文贵和阿方对等出资60亿美元,实际郭文贵的出资来自阿方贷款,抵押物是郭文贵的境内资产。郭文贵承诺,一年后将价值翻倍的股票和资产注入阿中基金。进入2016年,郭文贵向阿布扎比借下的巨款陆续到期,他承诺的投资民生银行毫无进展,下了重注的海通证券损失惨重。国内对他的司法调查还在继续,郭文贵数年来的布局功亏一篑。差可安慰的是,同期国内房地产价格猛涨,在他名下的但冻结中的盘古大观等房地产资产升值了。

郭文贵重构打法:把所有国内资产全部甩给阿布扎比一方以套现。然而,这一“金蝉脱壳”行动在2016年底并未能达成,郭文贵备感穷途末路。2015年1月马建的落马,使他“为国家服务”的故事基础不复存在,信誉尽失。2017年1月26日开始,他走向了社交媒体的表演台。但此时失去了马建的强力后援,他的信息来源多为网上资料的拼凑和演绎。

财新还报道了郭文贵如何向阿方宣称自己仍受到国内“大领导”的支持,因“目前内斗激烈”,特意安排他在海外,“被保护起来”,为此,他几次安排在纽约的两名女助理王某和于某演出双簧,假扮国内派出人士以撑场面。他本人则继续乔装国家利益的神秘代表人。同时,郭文贵也不得不将自己国内资产的海外持股公司,包括境外购置的房产等,尽数抵押给阿方。自此,郭文贵陷入国内资产被冻结、国外被追债的“裸奔”状态。

详见财新周刊最新封面文章《郭文贵的底牌》。

————————————————–

说明:财新与郭文贵目前正处于民事诉讼之中。2015年3月财新刊登调查报道《权力猎手郭文贵》,披露郭文贵与高官结盟、擅用公权力攫取私利的事实后,郭文贵多次造谣构陷财新及财新总编辑,财新于2015年4月及2017年4月分别在北京和纽约控告


中国数字时代2017年7月31日 上午 8:24

本文为财新网发出,但前去访问时,未见文字,只见到一个通知:“Firefox 无法找到在 china.caixin.com 的服务器。”故将中国数字时代转发的文本再转发于此。——五柳村,2017年8月2日。

华尔街日报 | 海航最大股东:一家尚未运营过的机构

July 31, 2017

2017-07-28 WSJ金融市场

海航集团本周披露﹐其去年12月在纽约注册成立的慈善基金会Hainan Cihang是其第一大股东﹐持股近30%。但该基金会尚未开始运营﹐约30%的海航集团股份也还未转移至该基金会。

 

海航集团一半收入来自海外。 图片来源: greg baker/Agence France-Presse/Getty Images

Julie Steinberg / Anjani Trivedi / Cezary Podkul

2017年 07月 28日 10:44

海航集团(HNA Group)是中国一家规模庞大的综合性企业,拥有希尔顿酒店集团(Hilton Worldwide Holdings Inc., HLT) 25%的股权,而且正试图从白宫通讯主管Anthony Scaramucci手中买下一个投资机构。然而,海航集团的所有者到底是谁?

事实证明,问题的答案时刻都在变化。

本周早些时候发布的一份文件披露,由少数人持有的海航集团最大股东是位于纽约的一家非营利机构,该机构由海航集团在去年12月设立,办公地位于海航集团在曼哈顿中城的办公大楼之内。知情人士称,这一名为Hainan Cihang Charity Foundation(简称:Hainan Cihang)的机构尚未开始运营,未就从事哪方面的慈善事业做出决定,也没有研究出从何处获取资金的细节。

上述知情人士称,引发质疑的海航集团股份——总计约30%——还未转移至该基金会。海航集团也在边做边学,上述知情人士称,该集团高管近期向另外一家大型美国基金会取经,了解后者是如何运作的。

海航集团披露了Hainan Cihang这个新的大股东,但很多有关该集团的问题仍然没有答案,特别是有关这30%的股份的来源问题。

知情人士说,这些股份之前由两名与海航集团无关的私人投资者在境外持有,这两人将其持股捐赠给了Hainan Cihang。

Hainan Cihang的成立也反映出行事神秘的海航集团在从事海外收购时在西方面临的合规困境。中国很多最为雄心勃勃、最具企业家精神的公司为少数人持股,极少披露运营、所有权或融资信息。信息不透明导致这些近年来向海外扩张的中资企业遇挫。在很多国家,监管机构、银行业人士和律师会就很多问题发出质疑,包括与中国政府的潜在关系,以及投资海外是否只为了将个人财富转移出中国。

海航拥有1,460亿美元资产,半数收入来自中国以外地区,在国内外均面临挑战。海航曾经是中国最具野心的海外投资者,自2016年初以来宣布的交易达到250亿美元,其中包括收购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 AG, DB)和希尔顿酒店集团(Hilton Worldwide Holdings Inc., HLT)股份的交易,以及尚未完成的从Scaramucci手中收购对冲基金投资公司SkyBridge Capital股份的交易。

但几个月前,中国监管机构开始调查海航集团的高额债务。美国监管机构未在截止日期前批准海航收购总部位于洛杉矶的机上娱乐设备制造商股份,导致该交易破裂。

海航集团内部盘根错节,主要由包括酒店和航空公司在内的私营实体构成,如果Hainan Cihang的确如接近海航集团的人士所称在今年展开运作,那么和集团大部分实体相比,它必须披露更多与资金来源、活动还有持股相关的信息。

Hainan Cihang在纽约注册成立,意味着它必须遵守纽约州对非营利机构的严格规定。据知情人士称,Hainan Cihang已经作为一家美国私营基金会提交了免税地位申请,如果想获得批准,Hainan Cihang必须披露所持股份价值,包括对海航集团的持股。但这部分价值难以得到确认,因为海航集团披露的信息有限,哪些业务的资产和负债应该并入集团资产负债表还有这些业务的营收情况都显得暗昧不明。

按照规定,Hainan Cihang每年还必须将大约5%的净资产用于慈善事业支出。

为了在纽约运作,Hainan Cihang必须在纽约州检察长下辖的慈善事业局(Charities Bureau)登记,但是这项工作尚未启动。周四,纽约州慈善事业局致信Hainan Cihang,要求其在20天内向该机构提交相关文件。

熟悉海航集团策略的人士称,该公司想要在纽约为慈善业务设一个中心,这既是出于税收优惠的考虑,也能使其更加接近已经收购以及持股的公司。

税务专家称,中国加大了对税务审查的力度,促使企业清理在海外所持各种资产。

知情人士提供的信息以及海航集团今年早些时候出版的一套共有六卷的书显示,该公司此前宣布承诺向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捐赠2,500万美元,这笔资金可能最终来自Hainan Cihang。

其中一名知情人士称,虽然该基金会将主要由海航集团出资,但最终可能会从其他公司和个人那里获得资金。

《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看到的文件显示,海航集团三名高管被列为该基金会的前期董事,他们分别是集团首席执行长谭向东(Adam Tan)、海航集团金融子公司驻纽约主管杨光和该公司董事长陈峰的弟弟Chen Guoqing。《华尔街日报》4月份看到的一份文件显示,参与运营这一非营利基金会的人不会从基金会净收益中获利。

海航集团把这个纽约基金会看作是一个创办了七年的基金会的国际分支,后者是海航集团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23%,设在海南省。

何清涟:让当局头痛的“金融维稳”

July 30, 2017

2017年7月31日 10:27

千余人围堵在北京市金融街的中国证监会门口,他们统一身穿背后写有“泛亚诈骗,血本无归,还我血汗钱”的白体恤,手举“请中央审查云南,清算泛亚”的标语。 

VOA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最近几个月,我在自由亚洲电台的民主沙龙做节目时,总有听众痛诉自己深受集资之害,数万元投资血本无归。痛诉之后就是痛骂政府不作为,抓了人也没帮他们要回钱。这些听众并不知道,目前社会矛盾的一大引爆点就是以集资、传销、理财产品等名目出现的金融诈骗案频发,据中国公安部不完全统计,亿元以上案件逾百余起,受害者遍布全国各地。金融维稳正成为中国当局深感头痛的问题。

中国“庞氏骗局”的新特点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说过,中国经济早就陷入“庞氏增长”。“庞氏增长”这一词,是从美国庞氏骗局(ponzi's scheme)引伸而来。“庞氏骗局”之称源自美国意大利移民查尔斯·庞兹(Charles Ponzi),他于1919年成立一空壳公司,许诺投资者将在三个月内得到40%的利润回报,然后庞兹把新投资者的钱作为快速盈利付给最初投资的人,以诱使更多的人上当。由于前期投资的人回报丰厚,庞兹成功地在7个月内吸引了三万名投资者,这一骗局持续了一年之久才被戳破。

中国的集资、理财产品与传销,本质与庞氏骗局相同。据中国公安部官员在2017年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法律政策宣传座谈会上的发言,2016年全国新发生的非法集资案件5197起、涉案金额2511亿元,发案数量前十位省份合计新发案件3562起,涉案金额1887亿元。

京沪两地是中国经济最发达之地,其金融犯罪也代表最高水平。

今年6月,上海市发布《2016年度上海金融检察白皮书》,其中涉及非法集资、理财产品等的犯罪问题。7月下旬,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发布《北京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16~2017)》蓝皮书,称北京市非法集资类犯罪发案数量、投资人数、涉案金额均呈上升态势,尤其是在“互联网+”的语境下,如“e租宝”等打着互联网金融旗号的非法集资等案件频发,并引发如群体性事件等次生问题。将两地报告综合起来看,这种金融犯罪具有专业化新特点:

一、涉案公司组织结构严密,专业化程度高;涉案金额巨大的案件均采用集团化、跨区域、多层级的运作模式,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复制出数量庞大的公司群,波及全国。这些公司实际控制在同一人之手,彼此关联,互相掩护,对投资者具有更大的欺骗性,也造成了参与犯罪的人员数量远超过传统的非法集资案件。如“e租宝”、“申彤大大”、“中晋系”等均在全国各地设立分支机构,销售层级众多,销售数额巨大。

二、与新兴金融业相关的非法集资案大量出现,一些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参与犯罪。这种情况是指各类依托于正规金融机构的金融公司,在“金融自由化”、“金融创新”口号的导向下,虚构一些理财产品吸引投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以P2P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财富管理平台。

三、追赃减损工作难,返还比例普遍偏低。北京的返还比例10%-30%左右。这与其他地方相同同,2016年,山东省公安厅副厅长王兆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从非法集资案件多年处置情况来看,涉案资金发还比例极低,基本在10%-30%之间,有的案件可能更低,基本称得上血本无归。今年4月,《半月谈》杂志在《涉案金额屡屡破亿能追回的九牛一毛——非法集资案追款善后问题调查总结》:2016年,全国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受理非法集资案件9500余件,其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8200余件、集资诈骗案1200余件。返还比例最高的是“e租宝”,案发时,其未兑付集资款共计380亿余元。据业内人士计算,“e租宝”投资人目前可以返还的比例也仅为3成左右。大多只有10%左右。

四、投资人缺乏理性,易产生极端化诉求。这话说得比较隐晦,其实就是指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2016年,“传播大数据”与非新闻曾对2015年群体性事件类型加以归纳,做出了相同结论:与中国金融系统影子银行的大规模商业欺诈有关的群体性事件快速上升。

“影子银行”靠谁背书?

全国各地通过25家金控平台(即依托银行生存的影子银行系统)所做的业务,大都具备跨地区特点,国有银行通过赋权给影子银行系统,不断吸纳各种中小储户投资,所谓P2P是一种个人通过第三方平台在收取一定费用的前提下,向其他个人提供小额借贷的金融模式,“个人”、“第三方平台”、“小额借贷”是其中几个关键词。但几年之后,P2P业务模式就变成了金字塔骗局,中国有2520家经营P2P业务的网贷平台,绝大多数陷入破产,只有约1/20幸存下来。民生银行爆出30亿元假理财产品案,以及国海证券的“萝卜章”事件,动辄逾百亿资金,就是近年来较大的理财产品诈骗案。

中国政府高调宣称“金融去杠杆”,结果却“发现”杠杆最高的地方,恰恰是在正规金融系统之外、且很难被监管的影子银行系统,而这个影子银行系统恰恰是正规金融系统培养出来并授信的。中国的金融系统的主干是国有银行,由政府信用背书,这些银行为了集资,通过赋权给影子银行系统,推出各种理财产品,骗得中小投资者的资金,经营不善倒闭,国有银行却无需负任何责任。国际评级机构穆迪2017年5月发布报告称,它测算出中国2016年影子银行资产已达人民币64.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1%;从2010年到2016年,金融系统发生了重点变化,大型银行资产所占比例从52%下降到28%,而非银行金融机构(即“影子银行”)所管理的资产却从9%激增至20%。

正是国有银行与影子银行系统这种夹缠不清的关系,加之各地方政府因监管资源不足、专业性不够及税收动力驱动,往往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放任不管,导致被骗的民众对政府产生怨念。

在传销活动及地方性小规模集资活动中,利用熟人关系网络行骗则是常见现象。江苏省是传销活动高发之地,当地公安部门总结案件发生原因时,发现传销者在发展下线过程中,多以亲戚、朋友、同学、同乡等熟人为主要欺骗对象。传销者为了发财,不惜以亲情换取一己之利,甚至骗自己的妻子、丈夫、兄弟、姐妹加入传销。公安部总结近年办理的各类金融诈骗案件时,发现民间投融资中介机构仍是非法集资重灾区,集资活动正呈现“下乡进村”的趋势。这种乡村融资活动,主要是依赖熟人网络进行。

以上分析证明,政府监管缺位、金融系统通过对影子银行赋权、投资者相信暴利神话,造成了近年来中国目前金融诈骗活动的猖獗,最后酿成危机。当局强调金融维稳,只是亡羊补牢之举。

中国地产大亨贿赂联合国官员罪名成立,或被美国判65年监禁

July 30, 2017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ChineseWSJ 21小时21小时前 

中国的政协委员、澳门地产大亨吴立胜贿赂联合国外交官罪名成立,刑期最高可达65年http://on.wsj.com/2vdkQnM 

中国地产大亨贿赂联合国官员罪名成立,或被美国判65年监禁。 2017-07-30 海那边

 

——某些习惯了钱权交易,官商勾结的中国商人,美国不是无法无天的地方。

 

1

 

中国地产大亨在美国被判罪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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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2017年7月28日,美国纽约曼哈顿联邦法院判决了一项行贿案件。被告吴立胜被指控的6项罪名成立,包括洗钱、贿赂、腐败等,或将面临最高65年的监禁。

 

在开庭前,为了怕他逃离美国,当局要求他缴纳5000万美元的天价保释金,被软禁在曼哈顿的一座豪宅里,等待开庭。

 

2

 

谁是吴立胜?曾是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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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立胜,生于1948年,广东南海人。

 

他可谓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年轻时因为遇到文革,未能进入大学,后辗转跑到澳门,从在路边贩卖衣服开始,白手起家,艰难创业。几十年的奋斗,加上各种风云际会,让他成为了时代的弄潮儿。

 

如今的他,是资产超过百亿澳元,集团业务涉及房地产、国际贸易、餐饮、旅游多个行业的大亨。

 

有人说,他是在澳门可以呼风唤雨的人物。

 

商而优则仕。

 

因为在商业的成功和影响力,他也曾经被特别邀请成为第九届中国政协委员。

 

 

3

 

他究竟犯了什么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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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19日,吴立胜与助手在乘坐私人飞机入境美国时,因从2013年7月以来共携带450万美元现金并未能如实申报用途,且未能在2014年9月出席法庭听证会而被逮捕。

 

但最重要的一项罪名,是贿赂联合国官员。

 

检方表示,收受贿赂的是联合国大会前主席、安提瓜外交官约翰•阿什(John Ashe)。2012年,此人在联合国引入了一份文档,支持吴立胜的地产项目。

 

2015年,阿什被指控收受吴立胜120万美元的贿赂。但几个月后,他被发现死在家里,死因是长椅上举起杠铃时,杠铃砸到脖子上造成的重伤。

 

检方指控吴立胜为获得联合国对他在澳门的一个项目的支持而行贿。他把该项目称为“亚洲日内瓦”。该项目原计划包括一个会议中心、购物场所和地产开发,始终没有开工建设。

 

今年,多米尼加共和国前驻联合国副大使弗朗西斯•洛伦佐(Francis Lorenzo)承认有罪,罪名是把吴立胜的贿金转给阿什。当时他告诉陪审员,贿赂始于2010年,延续了5年。

 

洛伦佐表示,吴立胜每月给他多达3万美元的资金,要求确保这位中国大亨的建筑公司被指定为前述澳门中心的建筑商。

 

当罪名宣告成立时,吴立胜没有流露出什么情绪。他的律师已表示要提起上诉。

 

 

 

4

 

中国人在美国犯罪,美国有权审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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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一位中国商人,吴立胜犯了罪,美国有权审判他吗?答案是肯定的。

 

美国采用属地管辖原则,无论任何人只要是在美国国土范围内实施违反美国刑事法律的行为,均可以受到美国法律的制裁。

 

中国对本国公民在国外犯罪的享有管辖,但国外法律已经处罚的和三年以下的一般不再追究。

 

也就是说,吴立胜如果在美国服刑,那么回到中国,就不用再受到法律制裁了。前提是,他今年已经69岁了,需要能够活着从美国监狱里出来。

 

 

5

 

告别权钱交易,既是法制社会

------

 

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商场,特别是涉及到房地产开发的商业项目,会发生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的案例。

 

当权力拥有者掌握所有资源的决定权,即使一开始没有想过要拿来交换利,一大批逐利的商人也会想尽办法,攻破当权者的防线,如果当权者没有钢铁的意志,权钱交易就会泛滥。

 

更何况,当这种违规操作已经成为“潜规则”,人们反而会觉得那些坚守住了防线的当权者,是不可想象的存在。

 

中国的楼市之所以有那么多说不清、讲不明的地方,比如土地出让金究竟占到房价的多少,为什么有的地产商能够多次拿到好标,为什么房屋质量不过关的楼盘能够通过验收……都是因为存在着这样的“潜规则”。

 

幸好,那种风气已成过去,我们进入了一个反腐的新时代。如果有一天我们告别了权钱交易,即说明我们有一个非常成熟的监督体制,同时也才能算得上一个法治社会。

邓聿文: 从吕不韦到*** 中国权贵资本家的潜规则|纽约时报中文网

July 26, 2017

环球实报‏ @hqsb2 Posted on 2017年7月26日

十九大前,中国当局频对巨型民企和富商下手,突显了权贵资本的双刃剑作用。自古以来,权贵资本一直是中国统治者面临的棘手问题。

 

万达、乐视、融创、复星、海航等几家近年来在海外频繁大手笔并购和投资的巨头企业,最近受到了中国当局的敲打,它们在国内的信贷和公司发债等业务被排查与限制。而在过去,其海外并购和投资一直受到政府鼓励和扶持。这除了反映中国严峻的金融状况外,也暴露出这些巨头企业和中国政府扯不清的隐秘关系。

资本与权力、资本与政治从来是孪生兄弟,这无关社会制度,不过,在当下中国,资本与权力或政治的密切程度要超过多数国家,学界有一种说法,中国是权贵资本主义国家,老资格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多年来就一直把权贵资本主义视作中国最严重的问题。从某个角度而言,这是对的。

今年以来,几个顶级富豪相继出事。除了逃亡在外的郭文贵外,股市大鳄肖建华、安邦掌门人吴小晖、地产商人黄如伦先后遭中国政府调查,舆论将之与中共十九大挂起钩来,认为是习近平在十九大前要对权贵资本开刀。包括万达等企业最近的遭遇是否有这个含义我不作猜测,但防止权贵资本在十九大前“兴风作浪”对习近平来说却是必要的。设想一下,假如在这个关乎习近平历史地位的党代会前中国股市出现2015年那种崩盘景象,会发生什么?当局最近召开了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国务院下面成立了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就是嗅到了金融危机正在逼近的风险。谁有能力在中国制造一场金融危机?非权贵资本莫属,一些权贵资本,控制着万亿资产,如果要在资本市场掀起一场风浪,是很容易的。有种看法就认为,肖建华参与了2015年的股灾。所以,对习和中共高层而言,决不能让类似2015年的股灾在十九大前重演,破坏这个精心编排的党代会,酿成经济危机甚或政治危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要整肃这些资本大佬。

除此之外,这些资本大佬与中共高层亲属曾经或目前仍有股权或其它官商勾结的关联,让高层的公信力与内部稳定面临一定的危险性与不确定性。不说郭文贵未经证实的轰动性指控,称高层亲属和海航高管合作以一种隐秘的方式将国有资本化公为私。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一些媒体也曾通过对离岸公司的调查披露高层子女如何利用父辈权力和影响力参与商业活动和利益交易。故在十九大召开前夕当局正在协商下一届领导班子的情况下,为竞争上位,党内高层不排除有人在此敏感时刻放料,制造内部矛盾,打乱习中央的人事部署。为防此种情况出现,当局需要采取动作,将那些有可能导致高层内乱的资本大佬予以控制,以免出现更多的郭文贵。

马克思曾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带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话证之中国资本大体是合适的。虽然不能说所有的资本都是肮脏的,但至少可以说,在中国,如果不跟权力紧密地勾结起来,参与一些肮脏的腐败交易,很难做大。

原因不主要在于资本想主动作恶——尽管不排除一些富豪在获取第一桶金时或者以后主动投靠权力,而在于,这是一个让人不得不作恶的体制。在当局垄断主要的国家权力和资源的情况下,资本要想发展壮大,就不得不去行贿国家工作人员,和权力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以赢得不公平的市场竞争。

以黄如伦来说,前不久被天津市检察院以行贿罪起诉,其行贿的对象包括云南前省委书记白恩培。后者已经被判死缓。黄生于福建,后移民菲律宾,在上世纪90年代初回到福建,据许多海外媒体报道,同当时主政福建的某前国家领导人攀上了关系,该领导人后来上调北京,黄也跟着上北京,开发了一个名为世纪金源的地产项目。黄后来在中国的许多城市复制了该地产项目的模式,以低价购得土地、又以建筑队垫资等方式将项目做起来,可以说,与该国家领导人的交往是黄发达的起点。

黄如伦的地产发迹史在房地产行业颇具代表性,但其他行业也一样。比如吴小晖的安邦保险,这家成立于2004年的保险公司,2011年注册资本金变更为120亿元人民币,到2017总资产已经达到19710亿元人民币,这里面的原因,同吴小晖与邓家联姻,以及几个红二代成为安邦的隐形股东大有关系。

随着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私有化和金融市场化,几乎在每个行业,都产生了一批富豪。如同黄如伦和吴小晖,权力(政治)介入资本,资本也介入权力(政治),两者高度结合在一起,在中国形成了权贵资本和权贵资本主义。这之后差不多20年时间,是权贵资本高速发展的时期,并在电力、金融、珠宝等行业,出现了几个政治家族垄断的现象。

中共放行权贵资本以及权力和资本向各自的领域渗透,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也是有意为之。前者是合法性的需要,后者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在丧失了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又不肯放弃一党专政的情况下,要想赢得民众对政权的认可,办法就是发展经济,让商品成为拜物教,使人们沉醉在发财梦中。只要能使经济得到发展,让人们能够发财,不管用什么方式,无论白猫黑猫都行。不过,党国虽然鼓励全民致富,但从实际情形来看,并不是人人都能致富,党国还是希望把发财的机会留给自己的子弟,所以才会有改革初期的“赎买”政策,即赋予官员或者官员的子弟一些特权和特殊政策,让他们经商做生意,当然,这个政策有一个好的“目的”——减少改革的阻力。

但这个政策一泛滥,在实践中就不仅止于高干子弟和下海官员,而必然波及权力本身,谁离权力最近,谁的发财致富机会就多。它打开了官商勾结的“潘多拉”之盒。现在回过头看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实际上赋予了权贵资本一种“正当性”。

江的“三个代表”是邓小平之后中共一次成功的理论创新和实践转型,它允许资本家入党,从而把中共从过去的工人阶级政党改造成某种意义上的全民党,扩大了党的阶级基础,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党的合法性问题。但“三个代表”客观上也导致权贵资本的壮大。因为要将资本家也纳入党的队伍里,就不能不赋予他们一种政治身份。而这种政治身份必然会成为资本的护身符。所以整个江泽民时期,是权贵资本的蜜月期。

江之后的胡锦涛时期,权贵资本的后遗症开始显现。社会对权贵资本的不满增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2004年出现的一场全民性的国有产权改革大讨论。为回应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胡提出了“和谐社会”指导思想,但“和谐社会”企图通过调和方式来抹平资本和大众的矛盾,并不能解决问题。实际上,权贵资本在胡时期并没有受到真正约束,还在继续壮大。

最近几年,权贵资本通过将杠杆运作到极致化,已经触发了中国的系统性金融危机。对中共来说,权贵资本是一把双刃剑。虽然中共想把权贵资本限定在经济和资本领域,但资本的本性是扩张,发展到一定时候,必然要向政治领域延伸,在国家机器中寻找代理人,何况权贵资本本来就是资本和权力结合的产物,扩张的欲望更加强烈,也更有条件,通过干扰国家的产业、经济和金融政策以及人事安排等,进一步维持不公平的市场竞争优势。可这样一来,势必使权贵资本和其他资本的矛盾加深,并从整体上损害党国的利益,导致政权内部的权力斗争加剧。

权贵资本虽然在其发展初期有助于经济增长,增加中共“合法性”,然而,一旦权贵资本坐大,在经济上,它将扼杀市场竞争和效率;在政治上,加重权力腐败,制造和大众的对立。所以,权贵资本有利于整个权贵阶层的利益,但不利于国家的整体利益。以贫富差距的扩大为例,这几年进入胡润富豪榜的亿万富豪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很多中产阶级有可能再次滑入贫困阶层。中国基尼系数一直维持高水平,制约了发展后劲,使中国难以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不过,即使在权贵阶层,这种利益也不是均分的,有些权贵获益多一点,有些权贵获益少一点,从而引发权贵内部的不满和分化。

对最高统治者而言,一方面需要在权贵阶层维持大体平衡,不能让某个权贵势力坐大,挑战自己权威;另一方面,也多少要兼顾全社会利益。当某个权贵资本在他看来有坐大之势,引发权贵阶层其他势力不满,且也不利社会利益时,就需要对其清理了。因此,习近平是否要对前述几个顶级富豪进行整肃,给十九大创造一个“风清气正”环境,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当然,他们被抓肯定是在资本和权贵的勾连中有违法行为,触犯了党国利益),关键是,不是这个富豪,就是那个富豪要遭到整肃。总有些人因为某种原因要成为权力整肃的对象。

虽然资本做大后,可以支配权力,但在党国体制下,终究是权力支配资本,尤其是当资本过于招摇,染指政治或者卷入政治斗争中,它遭到打击几可肯定。历史提供了这方面的案例。吕不韦是中国最成功的商人。他靠投机和一系列高超的政治手腕当上了秦国的丞相和相国摄政,在秦国政坛呼风唤雨几十年,为秦国的稳定和最终统一六国作出了很大贡献,然而,当他的权势触及王权本身的利益后,也就埋下了祸根,最后被秦始皇逼得服毒自杀。胡雪岩是中国商人的又一偶像,相比吕不韦,他是以红顶商人的面目出现的。他的发迹得益于左宗棠等人,早年,他作为权臣左宗棠的幕僚在镇压太平军中有功,被慈禧赐予二品顶戴,但在晚年却陷入左宗棠和李鸿章的斗争,成为左李权斗的牺牲品,虽然保得性命,终一贫如洗。吕不韦和胡雪岩,相隔两千余年,一个是当时最有权势的大臣,一个是当时最富有的商人,然而最后的命运却很相同,在权力尤其是最高权力决定游戏规则的制度下,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这种游戏规则在今天也没有本质的改变,某种程度上甚至还不如那两个时代,因为少了道德的约束。所以,权贵资本虽然是最有权势的资本,然而,在权力面前,尤其是在最高权力面前,它又是一个弱者,随时有可能被权力出于政治需要而打压和牺牲掉。说得难听点,包括权贵资本在内的中国富豪,在权力面前,不过是一只养肥了待宰割的羔羊而已,他们和其他商人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能够得到权力的庇护。可权力一旦不庇护,他们的命运也就好不到哪儿。

为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中国需要清理权贵资本,然而,若只清理权贵资本而不改变权贵政治,约束权力本身,虽然割了一茬韭菜,宰了几只羔羊,它仍然会“顽强”生长起来。顶级富豪们的下场再次说明,当一个政权由少数人决定,指望资本不腐败不现实。

邓聿文是中国独立学者、自由写作者和时政评论家。

美国之音 | 习近平下令遏制海外扩张,海航宣布股权大变动

July 24, 2017

VOA 2017年7月25日 02:38

海航集团的中英文名称和标记(2017年6月1日) 

在中国政府遏制中国私营大公司海外扩张的背景下,近年在海外扩张最快的中国私营公司之一的海南航空集团,突然宣布股权结构大变动。

华尔街日报星期一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月亲自批准了禁止国有银行向大连万达提供新的用以在海外扩张的贷款。报道引述专家的话说,这波遏制行动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因为当局担心私营企业的扩张会使外流的资金失去控制、不再回来。

报道指这波遏制行动的对象还包括海航、安邦保险和复星集团。大连万达的几项海外兼并案被叫停;中国金融监管部门下令对包括海航在内的一些大公司的借贷进行调查。海航两年内计划进行500亿美元的扩张项目,包括在海外购买物流公司、酒店和德意志银行的股份。

两家慈善机构控过半海航千亿资产

多家国际媒体今天报道,海航集团股权发生大变动。海航发言人24日宣布,该集团在纽约新建的一家慈善机构已经成为海航最大的股东。这家慈善机构叫“海南慈航慈善基金会”,拥有29.5%的海航股份。目前在网络上查不到这家基金会的地址和联络办法。记者向海航集团的新闻发言人发出的查询请求也未得到回应。

另一家位于中国海南省的同名慈善机构海南省慈航慈善基金会早在2013年就已经拥有海航集团22.75%的股份。6月海航刚宣布,海南省慈航是该集团最大的控股机构。海航集团发言人说“我们的股权结构经常变化,上述提到的已经过时。”海航并表示,最终该集团将100%被慈航所拥有。

海航现在的股权结构是:两家慈航基金会控制52%股份,12名海航高管控股47.5%,而海南航空公司仅控股0.25%。在高管中,海航的一号人物陈峰和二号人物王健各持14.98%股份。曾经榜上有名的神秘商人贯君已经不在控股者名单中。

神秘商人贯君消失

根据海航2016年的上报资料, Bravia Capital执行长巴艾斯(Bhise)和北京商人贯君分别拥有17.4%和12.35%的股份,两者相加几乎等于新建的海南慈航慈善基金会控股数额。他们的名字在最近的股权安排中消失了。

海航集团资产增长迅猛,仅2014到2016年,其资产就扩大了四倍,达12000亿人民币,相当于1775亿美元。海航集团在1993年成立之初的注册资金仅1000万元人民币,20多年增长了12万倍。

郭文贵爆料猛揭海航

居住纽约的中国富豪***指中共高官及其亲属在海航集团持股;海航允许中共高官,包括领导反腐的中纪委最高官员家属频繁使用为他们设计的豪华专机,指“纯粹为他们私人所用”。海航集团6月在纽约最高法院控告***诽谤。***在爆料中曾多次提到贯君。不过在7月17日的爆料中,***集中爆料的几个人中不包括贯君。***指陈峰和王健在海外有大量银行帐号,拥有巨额资金。

海航在国际金融界遭遇巨大阻力

由于股权结构过于复杂,操作不透明,海航集团在国际金融界已遭遇一系列障碍。海航购买刚刚就任白宫通讯部主任的斯卡拉姆所曾拥有的SkyBridge对冲基金,已经被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推迟;美国银行宣布中止跟海航的所有交易;欧洲最高银行监管机构正考虑对德意志银行包括海航在内的两名股东进行特别评估。

.【海航集团发布公开信 主动公开自然人持股名单和比例等关键信息】

 

海航迫于压力公布股权结构。慈航基金会目前拥有海航集团50%以上股份,12个自然人股东持股47.5%,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0.25%。12名自然人股东均为海航集团创始人和高管。其中,陈峰、王健分别持股14.98%,为最大自然人股东。与去年底公布的最大差别是拥有29%股权的贯君不见了。陈峰、王健解释贯君只是一般的中国商人。——真的是这样的吗?(博谈网2017-07-25 05:10 )

何清涟:王健林的“保护伞”为何不灵了?

July 23, 2017

VOA 2017年7月24日 10:54

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2016年6月16日在北京的一场签约仪式上(资料照片)。

VOA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王健林这次被盯上,不少人深感吃惊,其实只要注意金融动态,就知道央行高官早就放话警告。今年3月10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跨境对外直接投资有跟风、过热、盲目的现象,导致交易量增长较快,比如投向体育、娱乐、俱乐部行业的对外投资,对国家没有好处,所以我们要进行政策指导”。这一警告针对性很强,因为在众多热衷海外并购的中国富豪当中,只有王健林的投资流向是足球队、好莱坞、俱乐部与豪宅等。

王健林为何对警告置若罔闻?

在周小川发表这番话后,王健林在海外投资娱乐业的项目受阻,但通机变且善辨风向的王富豪,还是不停地加大对外投资力度,向外转移资金。据《南风窗》报道,今年万达通过中部省份一家城市商业银行,为万达文化办理应付类跨境融资性担保业务4亿美元。就在6月份,万达还通过一家城商行进行内保外贷1.5亿美元。

王健林敢无视央行行长周小川的警告,继续向外转移资金,金融机构也愿意继续为其转移资金提供便利,当然是因为王健林背后有靠山,而且不止一座。对王健林跟踪调查了多年的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傅才德,在《万达帝国王健林:游刃于商业与权贵之间》(2015年4月28日)一文中,专门附上了一张“万达股东与中共高官的关系链”的图表,新老三届常委的家属几乎尽在这一链条上。他本人也拥有各类政府授予的荣誉,“这类荣誉向地方官员和潜在的商业伙伴传递的信息是,荣誉的获得者有很深的背景”。

王健林的麻烦在于:最近几年中共高层政治正在重新洗牌。对外界而言,内情虽然有如雾里看花,但结果却明确展示。从2017年7月17日开始,中央电视台连续播出10集政论专题片《将改革进行到底》,第一集《时代之问》聚焦习近平在深化改革的问题上与邓小平的传承关系。集中回顾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全面深化改革上所做的一系列举措,让中国走在“正确方向、正确道路”上的措施,按照专题片里的给出的说法,始于习近平当选第十八届中共中央总书记这个“重要历史时刻”。多维新闻敏锐地抓住这一动向,发表了《时代之问 江胡缺席 中共首次明确毛邓习断代》。但多维说是“如今有了官媒的公开加持,毛邓习断代很可能将成为既成事实”,却有点末末倒置,应该是最高层有将此断代明示于世的想法,CCTV当然听命造势。第三集干脆提出了九龙治水即集体领导的弊端。

金融维稳成为政权维稳的关键

前几年,习近平给前朝元老们“白手套”的面子,一是出于对前朝元老的忌惮,形格势禁,不能有所动作;二是“白手套”的所作所为对当朝威胁未显化。但今年形势不同,习近平对前朝元老的忌惮与容忍已经过了临界点。改变政治断代,在中共政治文化中不是小事,等于否定江胡两代总书记的存在合法性,连这点都敢否定,王健林的靠山自然成了冰山。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从去年以来就开始的以保住 3万亿外汇储备为目标的货币维稳,转化为今年1月开始的金融全面维稳,甚至提出防经济政变的说法,这种情况下,王健林以投资名义大规模向外转移资产,无异于向中央政权挑战,实在有点太不“韬光养晦”了。

王健林至少有两方面辫子可抓:

一是王健林的公司资产负债率太高。截至2016年底,万达商业地产货币资金为1002亿元,总资产为7511亿元,负债合计为5278亿元,资产负债率为70%。其中,短期借款为12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性负债达233亿元;长期借款和应付债券分别为1183亿元和817亿元。根据万达商业的说法,2016年末公司短期借款同比减少22.78%,原因是公司增加了成本较低的债券、中期票据等筹措资金的方式。债券的偿债资金将主要来源于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收益和现金流。2016年,其合并口径营收和净利润分别为1298.55亿元和379.76亿元。

上述资料表明,王健林公司的资产利润率只有5%,不可能偿还利息并维持公司运转。这数量庞大的债券、中期票据都是债务,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已经早就深陷债务泥潭,就是地方政府与无数个大大小小的王健林造成的。

二是王健林转出去的资产过于庞大。据澎湃新闻报道,王健林卖掉国内近八成持有项目 海外投资已超2500亿人民币(约合367亿美元),中国外汇储备30508亿,王一个人转出去的资产就占外汇储备的1.2%,而且还在国内欠那么多的债务,想到银行可能产生的巨额坏帐,想想中小储户与投资者因血本无归而上街抗议,北京就很不高兴。

与吴小晖案同性质,政府想要资产回流

近日,网上流传一份《关于银监会口头转达党中央国务院对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六个境外项目处理措施的情况汇报文件》,据文件内容,万达集团6个境外投资项目的融资确已受到严格管控,其中4个已经完成并购交割的项目,处理方法包括四个方面:1、收购标的项目不得从金融机构融资、万达集团也不得以项目标的做抵押从金融机构融资;2、万达集团收购标的资产,不得注入万达集团控股的境内上市公司;3、收购的项目如发生经营困难,万达集团不得从境内对其注资,也不得与万达集团境内资产进行重组;4、万达集团如拟向其他中国企业出售标的资产,有关部门不得备案、批准。对尚未开工的两个项目,在项目报备、外汇、贷款等方面不得予以支持。

此文件一出,6月22日,万达股债双杀,人们终于明白,万达与复兴、海航、安邦等几家大公司的海外资产并购一样,都在监管当局核查范围之内。十余天之后,王健林终于服软,表示今后的投资主要放在国内。

王健林的处境与安邦吴小晖相类似。吴小晖的安邦公司寻求海外扩张的时间与王健林几乎同步,都是在2014年以后,开始了海外“买买买”的过程。安邦也是通过理财产品在国内敛财,通过投资将这些资本转移国外,掏空外汇储备,投放海外的资产相当巨大,据今年4月26日吴小晖接受《新京报》采访时称,截至2016年底,安邦人寿总资产达到1.45万亿元。其中,海外保险资产达9000多亿元,占总资产比例超60%。吴小晖在夸耀自己“成为中国首个国际化的保险企业,是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保险公司”,中南海看到的是外汇资产 在流失。我在《从“金融整顿”到“防经济政变”》一文中说过,眼下的政治任务是把钱从国外弄回来,中国政府对付吴小晖的目的不在于抓人,而在于逼安邦海外资金回流。对王健林来说,当局的用意也是要将钱弄回来。

一干金融大鳄接连出事,主要是大局已变,中国已从2014年以前的热钱流入,变成了资本流出,外汇储备面临迅速流失的危险,如果不严控,很可能引发资产泡沫破裂,发生金融危机。面对负债累累、千疮百孔的金融系统,习近平今年4月25日主持政治局集体学习“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时,提到金融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高度重视防控金融风险,更明确提出党管金融。管制跨境资本流动,是上升到了国家前所未有的高度。所以,吴小晖的邓府孙驸马身份、王健林的高层人脉,相比政权稳定,这道护身符的保护力显得相对不够。

海航集团背后的裙带关系网|纽约时报中文网

July 20, 2017

自海航集团起步后,其主创与高管的亲友开始设立私人公司,作为关联方从中牟利。该集团的权利结构和巨额债务引发国际担忧。

DAVID BARBOZA 2017年7月19日

题图: 停在中国海南省海口美兰机场的海南航空飞机。中国大型企业集团海航集团从航空公司起家,业务遍及全球。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20世纪90年代,海南航空公司想要扩张时,高管们找来一个30岁出头、默默无闻的商人,他帮助这个中国新贵公司开发了高尔夫球场、度假村和海边别墅。

 

这个商人名叫王伟,对他来说,这是一段利润丰厚的合作关系的开始,让他走上了成为亿万富翁的道路。在之后的20年里,王伟创立了多家公司,为海南航空公司及其母公司海航集团管理物业资产,并提供电脑、软件服务、海鲜和古巴雪茄。

2012年,海航的联合创始人和联合董事长王健在巴黎。该公司创造了一千亿美元的年收入总值。Eric Piermont/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

 

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在德国法兰克福的总部。海航集团对该银行的控股引起了欧洲监管者的审查。Kai Pfaffenbach/Reuter

 

2011年,海航集团的联合创办者和联合董事长陈峰在北京。他的家族成员与该公司结成了商业联盟。Adam Dean/Bloomber

 

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投资了海航及其一家子公司,大新华航空。他在2011年售出了自己的股份。Joshua Bright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海航极少(甚至可能从未)公开披露的是,王伟是其联合创始人兼联合董事长王健的弟弟。根据《纽约时报》对该公司上万条记录的查阅,在过去25年里,海航经常把业务交给一小群公司高管的亲属和同事,这些交易仅有限地透露给其上市公司或海外债券的投资者。

海航从一个小航空公司发展为中国少数几个业务遍及全球的企业集团之一。该集团的年收入达1000亿美元,在美国、欧洲和亚洲其他地区进行数十亿美元的交易,在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和希尔顿酒店(Hilton Hotels)等跨国公司中持有大量股权。

海航属于新一批雄心勃勃的中国交易者,它们似乎从无名小卒突然跻身于全球精英公司之列。不过,这些巨头的雄心受债务刺激,被不透明的所有权结构所掩饰,增加了公司管理、战略动机和财务健康状况方面的不确定性。

这种情况让世界各地的政府和公司很难理解它的投资狂潮背后的力量。公司和监管机构在做决定时可能不完全了解这些企业集团是如何运作的,投资者可能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收购什么。

海航以及安邦保险公司和大连万达集团等巨型中国企业在国内和国外正经受压力,因为当局和投资者为这些高债务公司对整体经济可能造成的风险感到担忧。

由于模糊的所有权和一系列复杂的附属公司,想弄清海航的运作十分困难,而高管的朋友和家人相互关联的交易网更是增加了难度。时报查阅了海航的年度报告、法庭文件以及它在美国和中国的公司注册记录等文件,发现了一个与朋友和家人进行所谓关联方交易的系统性模式。

王伟与十多家同海航做生意的公司有关系。公司高管的其他亲属和同事也拥有几十家与海航合作的公司。

“海航集团及其投资的公司与全球性的独立会计、金融和法律顾问密切合作,遵守相关的司法管理披露要求,包括与关联方交易相关的披露,”该企业集团在一项声明中表示。“关联方交易是在符合标准的商业条件下进行、审查和记录的。”

海航等企业集团的缺乏透明性可能会增加美国等地的担忧。前不久,海航对德国最大的银行德意志银行所持有的近10%的股权也引起了欧洲监管机构的密切关注。

据两位了解内情但未获授权具名发言的人士称,负责监管欧元区商业银行的欧洲中央银行正在考虑就海航是否符合大银行持股者的标准展开调查。如果监管机构认定海航不符合标准——比如因为它的财务状况不佳——那么,它们可能会迫使该集团出售自己的股权或剥夺其投票权。

北京当局越来越为海航等负债累累的公司感到担忧,因为它们从国有银行获得了大量贷款。借贷成瘾正在威胁中国的经济,因为人们越来越担心,一些最大的企业集团给该国的金融系统造成了潜在风险。中国官员开始遏制安邦等频繁交易者。前不久,安邦的董事长因未公开的原因被警方拘留

世界各地的监管机构都密切关注与家人和朋友的交易,以确保公司将投资者的利益放在首位。如果合同未经竞标程序就被给予关联方,或者关联方为获利而牺牲公司和股东的利益,那么交易就可能造成潜在冲突。

如果海航没有向银行或投资者充分报告此类交易,那么它可能违反多地的规定,包括中国、欧洲和美国。对海航业务交易的任何监管审查都可能影响该企业集团筹集新资金的能力。

“围绕这种事情会有警报,”全球咨询公司FTI Consulting的风险管理专家杰夫·佩克(Geoff Peck)说。“我认为,如果没有披露,那么监管机构会产生怀疑。”

海航的惊人发展让它快速站到中国开发大型跨国品牌的“走出去”计划的前列。它宣称自己是个现代企业——透明,具有社会责任感,由哈佛毕业的高管经营。

该公司雇用了一大批精英律师、银行家和审计者,包括来自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UBS和普华永道(PwC)的人员,他们仔细查看账簿,在重要交易中提供建议。前不久,该公司通过了美国政府的审查,获准以60亿美元收购加州科技公司英迈(Ingram Micro),该审查要求公司的所有权、财务状况和附属公司透明化。

摩根大通、UBS和普华永道拒绝置评。主导此次审查的美国财政部的一名发言人表示,该机构不会就审查过程作出评论。

海航与家人和朋友的交易可以追溯到1993年海南航空公司成立之时。

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经济改革,试图从计划经济转向鼓励市场力量和私营企业的经济模式。在海南岛被列为经济特区之后,当地领导敦促曾与世界银行合作的政府官员陈峰以及曾在中国民航局工作的王健帮助创立一个区域性航空公司。

两人说服当地政府以股份制公司的形式成立海南航空。这种结构在当时的中国是个新现象,它允许私人投资者,包括创始人和高管,持有这个国家支持的航空公司的部分股权。他们还劝说政府允许外国投资者在这家中国航空公司持股,这是前所未有的。陈峰前往华尔街向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大力推介该航空公司,获得了2500万美元的投资,极大提高了海航的声誉。

“在中国,它是唯一一个被允许那样运营的航空公司,”悉尼科技大学(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 Sydney)教授冯崇义说。“陈峰能从国有银行获得大量贷款。所以人们知道他的交易很特别。”

根据时报对文件的查阅,公司起步后,公司高管的亲属和朋友开始设立私人公司,为从该公司牟利做准备。

一个名叫黄薇蓉的女性持有北京商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股份,该公司为海航处理了上亿美元的广告业务。一个名叫张志军的男子手里掌握着海南祥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该公司与海航及其附属公司一起在技术和航空信息系统方面展开投资。

这两人分别与海航高管有着关系。他们还分别与联合创始人兼联合董事长王健的家人创立了其他很多公司。

王健的弟弟王伟是海航业务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王伟的多个公司向海航出售设备或提供服务,帮助开发该公司的地产,包括海口的西海岸高尔夫球会。他也是海南岛的一个大型滨海地产项目的主要合伙人,该地产如今囊括了很多高端别墅和一个奢华的度假村。

科罗拉多州著名高尔夫球场设计公司Dye Design Group的总裁奥布赖恩·麦克格雷(O’Brien McGarey)称,20世纪90年代中期,海航雇他对海口附近一块大型地产展开评估,计划在那里修建高尔夫球场和别墅。“我们与海南航空公司签了合同,会见了王健以及他的弟弟王伟,”麦克格雷说。“王伟当年是名义上的主管,经营着高尔夫球场。”

不清楚王伟最初是如何为自己的公司筹集资金的。但他慢慢登上了中国亿万富翁的榜单。

海航的联合创始人兼联合董事长陈峰的家人也与该公司结成了商业联盟。

1990年代,当海航第一次寻求在美国开设办公室的时候,陈峰的弟弟陈国庆在纽约创办了太平洋美洲公司(Pacific American Corporation)。该公司曾为海航的机队——其中包括空客320、波音737和湾流飞机——采购飞机发动机和零部件。太平洋美洲公司还帮助海航收购了一系列欧洲酒店,并与其联手对扬子江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进行了投资。

太平洋美洲公司的所有权颇为模糊。

多年来,它一直自称海航或海航集团的子公司。陈国庆在其提交给总部位于纽约的非营利机构亚洲协会(Asia Society)的个人简历中,说它是一家子公司。作为2007年一桩牵涉多尼尔北美航空公司(Dornier Aviation North America)的破产纠纷的一部分,在美国提交的法庭文件把太平洋美洲公司列为海航的子公司。

但亚洲地区的公开文件并未如此描绘太平洋美洲公司的身份。海航于2015年在新加坡提交的一份债券说明书称之为“关联方”,海航在18年间提交的年报则把太平洋美洲公司称作一个主要供应商。这些文件没有披露太平洋美洲公司的运营者曾是陈峰的弟弟,最近则换成了陈峰的儿子陈晓峰(Daniel Chen)。

海航集团发言人证实,太平洋美洲公司是一家独立的公司,不为海航或其旗下任何公司所有。

至少有一个主要投资者对此类交易并不知情,那就是索罗斯。

由索罗斯控制的对冲基金最终总共向海航及其旗下的大新华航空投了5000万美元。早期,索罗斯团队的一名高管一直出任海航的董事。

但按照三名对相关投资有所了解的人士的说法,海航与供应商及服务提供商之间的密切关联从未被讨论过。索罗斯拒绝置评,他在2011年卖掉了手中的股份。

这种亲密关系还渗透到了海航的收购战略之中。海航创办了数以百计的附属企业,那些私营和上市公司之间常有业务往来——互换资产、合并,然后重组。

来自Dealogic的数据显示,过去7年间,有超过30起并购涉及海航旗下两家公司之间的交易,据估计相关交易价值200亿美元。2015年,海航旗下的西安民生曾出资86亿美元,收购同属海航旗下的海南供销大集控股有限公司。

这种系列性交易的达成,一直是海航快速成长的驱动力,为该战略提供支撑的则是数额越来越大的债务。海航的负债在1000亿美元以上,其中很大一部分借自国有银行。

在海航以及其他企业集团日益加大赌注之际,中国的政策制定者、经济学家和投资者开始怀疑它们能否持续借债下去。最近几周,债务引发的担忧让海航旗下几家上市公司的股价出现暴跌。

海航的陈峰以前似乎并不担心。“虱子多了就不痒啊,”他在若干年前接受采访时说道。“借多了也就睡得着了。”

Jack Ewing和Michael Forsythe对本文有报道贡献。Doris Burke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转自《环球实报》

司法部原政治部主任、党组成员卢恩光竟是“五假干部”

July 19, 2017

司法部原政治部主任卢恩光1990年的入党志愿书中,竟写了学习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讲话的体会,经进一步核实,其年龄、党龄、身份、学历、经历竟全部造假。(王岐山:巡视是党内监督战略性制度安排 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华网2017年07月17日 07:28:14 来源: 人民日报

揭秘 五假干部 卢恩光:从街头混混到副部级官员_网易新闻

卢恩光,男,汉族,山东阳谷人,中共党员,同济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管理学博士学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博士后研究工作经历,工程技术应用研究员职称,一级警监警衔。曾任司法部政治部主任、党组成员。(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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