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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七中全会确认对吴爱英等15前高官的处分

October 14, 2017

VOA 2017年10月15日 08:12

丁力

005年11月18日,中国司法部长吴爱英在北京会见美国总检察长(司法部长)阿尔贝托·冈萨雷斯(Alberto Gonzales)。2017年10月14日,中共官方透露吴爱英被开除党籍。  

从10月14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公报来看, 这次中共中央全会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关于孙政才、吴爱英等15名前高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处分决定,其中12人被开除出党。

这是官方首次披露吴爱英被处分的消息,她被开除党籍。吴爱英曾执掌司法部12年,从2005年到今年2月。

2017年6月3日,港媒《星岛日报》报道,受其山东老乡、原司法部政治部主任卢恩光资历全面造假等问题牵连,吴爱英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降为副局级非领导职务 ...转自多维新闻网http://www.dwnews.com...1508025927988...

2017年6月3日,港媒《星岛日报》报道,受其山东老乡、原司法部政治部主任卢恩光资历全面造假等问题牵连,吴爱英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降为副局级非领导职务 ...转自多维新闻网http://www.dwnews.com...1508025927988...

017年6月3日,港媒《星岛日报》报道,受其山东老乡、原司法部政治部主任卢恩光资历全面造假等问题牵连,吴爱英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降为副局级非领导职务, ...转自多维新闻网http://www.dwnews.com...1508025990294...

今年6月,香港星岛日报报道,吴爱英被伪造资历的部下卢恩光的连累,严重违纪而被开除党籍,降为副局级非领导职务。

卢恩光在去年落马前担任司法部政治部主任。他是个简历和年龄全面造假的“五假”高官。中国中央电视台的专题片《政治巡视》透露,卢恩光能调入司法部并成为副部级,司法部领导有责任。报道说:“他对领导的生活可以说关心照顾得无微不至。每周都去给领导同志家里送菜、水果、各种肉食、半成品,什么书架坏了,钉钉修修补补的这种小事,全是他在搞服务。”

中国学者荣剑在推特上谈到吴爱英:“此人从大队妇女主任起步,任国家司法部部长长达12年,任职期间实行诸多限制律师权利的政策,坏事做绝,现在被开除出党,沦为罪犯,哪位律师愿意为她辩护? ”

中国律师刘晓原的推文谈到中国司法系统之高官腐败:“尴尬法律人:曾拿着司法部吴爱英签名的司法资格证书(她签发了十二年),曾学着最高法院黄松有制定的司法解释,曾用着最高法院奚晓明编著的审判指导,还曾受着政法委周永康的领导。没想到,他们都是腐败官员。”

也有两位推特用户分别写道:“司法部长吴爱英被革职并开除党籍是件值得庆祝的事情,但2015年7月份被抓的近300位维权律师的释放还不知是什么时候。”“吴爱英被开除党籍跟律师没有一毛钱的关系,现任的就不整律师了?山东祝圣武律师的执业证是谁吊销的? ”

被中共十八届七中全会确认开除党籍的还有:

前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

 

2017年3月6日,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在北京开会。美联社当时说,孙政才是争取在中共十九大成为政治局常委的竞争者之一。 

前天津市委代理书记黄兴国,

 

2015年4月21日,中共天津市代理书记兼市长黄兴国在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揭幕仪式上 

​前福建省长苏树林,

 

2014年3月5日,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苏树林在北京的全国人大会议上 

前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项俊波。

 

2016年3月12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项俊波在人大会议期间的记者会上讲话 

被确认开除党籍的还有担任过甘肃省委书记的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三运、前江苏省常务副省长李云峰、前政协全国委员会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孙怀山、前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崇勇、前中共中央纪委驻财政部纪检组组长莫建成。

 

2007年日3月13日中国民政部副部长李立国在全国人大新闻发布会上 

被确认开除党籍的军人有担任过武警司令的前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王建平和担任过空军党委书记的前全国人代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田修思。他们都曾经是上将。(图片见下面图集)

中共十八届七中全会还确认给予前民政部长李立国、前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党组书记杨焕宁留党察看两年处分,给予前国务院国有资產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副书记张喜武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由于不少中央委员落马,中共中央全会宣布中央候补委员崔波、舒晓琴等11人递补为中央委员。不过他们如果不能进入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的话,就只能当几天的中央委员。


【附】荣剑‏ @rongjian1957 4小时4小时前 

转一著名律师的观察:昨晚一直在观察各个群对吴爱英之态度,竟无一人一句稍带褒扬的评论。有律师的群最活跃,一旦有毫不相干的律师被以各种各样理由处罚,总会有其他律师站出来说话并施以援手,对吴的态度则完全相反,连官派律师也失去了平时媚态,更有甚者还有许多律师抱怨自己资格证书上有吴的名字。pic.twitter.com/TALYQ1uSY8

林大木:蠡测郭文贵现象

October 1, 2017

几个月来,郭文贵为“保命,保财、报仇”而掀起的风暴,席卷网络世界,挑动着大量爱国者的心灵。我的许多朋友把它视为“好事、大好事”,表示热烈支持。他们认为,郭文贵揭露权贵的秘密,是对专制统治的打击,它有利于争取自由民主的事业。有的朋友还把它同王立军跑进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相提并论,认为它有可能造成促进民主的新局面;海外有些人士甚至把郭文贵奉为当代民主革命的领军人物,预言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就在眼前。

我理解这些朋友的心情,他们热切地企盼着社会的变革与进步,却无奈于自己的无能为力,无处着力,因此,任何搅动社会的风波,都会触动他们的爱国情怀和民主期待,思维朝着有利于民主自由的方向倾斜,以致对现实做出过于乐观的判断。

我却没有这么乐观。因为整个事态至今仍处于扑朔迷离的状态,事实不清,背景不明,它的发展前景就很难判断。所以我对这个“郭文贵现象”仍然抱着观望态度。但是,这个巨大的政治事件已经引起海内外舆论的广泛注意,许多忧国忧民的朋友尤为关切,议论纷纷,使我感到自己不能置身事外,不得不试着做些分析。

从表面上看,郭文贵现象是为“保命、保财、报仇”而起,体现了豪强资产阶级向权贵资产阶级的挑战。实际上,很可能是权贵资产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厮杀。豪强资产阶级是依赖权贵资产阶级才得以成长发展的。它对弱势群体可以称王称霸,任意欺凌,但在权贵资产阶级面前却不得不低声下气,唯唯诺诺。现在郭文贵居然敢于向权贵叫板,没有权贵中的强有力人物做后盾,他是不可能如此张狂的。他代表的是豪强资产阶级及同他相勾结的权贵资产阶级的利益,同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普通公民的利益,毫无共同之处。

郭文贵承认自己背后有“大领导”的支持。他虽然吹捧习近平,但习近平不可能是他的支持者,因为这个事件损害习近平的核心形象,对习近平来说,害大于利。从权贵资产阶级的内部结构和发展趋势来看,支持郭文贵的“大领导”,很有可能是早已下台的某些高官。他们正面临着呼之欲出的贪腐刑责与政治清算,郭文贵的出击,正适应了他们的政治需要,使他们得以苟延残喘,安度余生。郭文贵现象即使不是由他们策划,也会得到他们的支持,因为这符合于他们的利益。

这场搏斗肯定会受到那些尚未被揭露的大大小小贪官污吏的欢迎。愈演愈烈的反贪风暴,刮得他们胆战心惊,不知道王岐山手中的这把利剑什么时候会砍到自己的脖子上来。现在好了,郭文贵所爆的材料,不管真假是非,都是把王岐山抹黑搞臭,几年来的反腐都成为“以黑反黑”、“以贪反贪”,你王岐山就是最大的贪污犯,你还能反得下去吗?

郭文贵的挑战也符合于已被定罪、身处牢狱的贪官们的利益。这些长期驰骋于政治舞台的贪官污吏,曾经都是有权而且贵显的人物,有过广泛的关系网。他们入罪之后,关系网也随之烟消云散。但是,如果政坛上风云变色,拱倒王岐山,改组中纪委,这些关系网就有可能死灰复燃,给贪官们提供翻案的机会,包括薄熙来咸鱼翻身,都不是没有可能的。

不论这场搏斗的结果如何,获得最大好处的大概将是毛左派。郭文贵现象进一步暴露出统治集团的腐败与黑暗,衬托出毛左派宣传的毛泽东时代的幸福生活和大好形势,为他们提供了反对改革开放、回到毛泽东时代的最有力的证据。这就必然会扩大毛左派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基础,增强他们同统治集团讨价还价的资本。

郭文贵揭露官场黑幕,和王立军独闯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大不相同,不宜相提并论。王立军的惊人之举,打破了薄熙来通过唱红打黑、掠夺民有企业建立起来的独立王国,避免了中国社会向毛泽东时代回归、再度陷于文革的厄运,符合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利益。郭文贵如果拱倒王岐山,则有可能使轰轰烈烈、气势汹涌的反贪大潮转为涓涓细流,甚至戛然而止,那些尚未遭到查处的贪官污吏将会额手称庆,官场将更为黑暗。这对于广大民众和争取宪政民主的斗争,都未必是好事。

在这场胜负未分的搏斗中,执政的权贵处于被动的劣势,虽然他们可以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对郭文贵的通缉令,把郭文贵的企业盘古送上法庭,但也只是以攻为守的应对之策。无论王岐山是去是留,核心中枢的威望都将受到严重的损害。出路有三,一是推行民主转型,这是面临危机的最佳选择,无奈其可能性几乎等于零;二是同毛左派妥协,向毛泽东时代回归,这个可能性也不大;三是进一步集中政治权力,加强专制统治,这是最有可能的前景。

至于对宪政民主,我看不出郭文贵现象会给中国带来民主自由的转机。这场表面上是豪强挑战权贵的厮杀,最后的结果很有可能呈现出两大趋势:增强专制统治,扩大毛左派的势力。这个前景未必有利于争取宪政民主的斗争,它势将增加斗争的难度,缩小争取自由民主的余地。我之所以感到忧虑,未能乐观,理由就在这里。但愿我的估计落空!

                       2017年6月11日

程晓农:中国模式:共产党资本主义

October 1, 2017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的改革中就出现了明显的权贵资本主义特色。近30年来,海内外一直在谈权贵资本主义,但对它的评价始终围绕着腐败这个话题转悠,却没有进一步深入下去,因此也留下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首先,说中国有权贵资本主义,大概没有多少人反对,但是,能够据称判断,中国早已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吗;如果是,中国又是在哪一年告别社会主义、步入资本主义的,有明显的政策轨迹可寻吗?其次,权贵资本主义如果确实是中国模式的产物,那么它似乎就不单纯是部分权贵的不当个人行为,而是体制型产物,因此反腐败也就无法铲除权贵资本主义的制度基础了?对这两个问题,笔者的回答都是Yes。之所以这样看,是基于以下的基本判断:中国早在1997年底就通过国企私有化,正式把经济制度改变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但是,在政治制度层面,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没有产生民主化的社会动力,相反,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红色政权“结婚”了,因此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独特政治经济制度结构,既非社会主义,亦非民主资本主义,而是共产党资本主义(communist capitalism);笔者首次提出的共产党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已有英文论文发表),指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它用资本主义制度来巩固共产党的专制政权,这就是中国模式的真谛。

一、中国模式: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最差道路

共产党的传统目标本来是消灭资本主义,毛泽东时代的红色中国便彻底消灭了私有制,资本家的绝大部分财产都被剥夺;与此同时,中共的政治精英以及“红二代”们虽然拥有政治特权,却没有任何祖上留下来的企业或财产。但从邓小平时代开始,中共的红色政权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结婚”了,这不仅仅是指共产党政权容忍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共产党精英自身变成中国最富有、最有权势的资本家。社会主义国家早晚会重新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这不是什么新奇观点。1988年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过一个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讨论会。在那次会上,一位来自共产党国家匈牙利的经济学家语惊四座:所谓社会主义,无非就是从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按照他的意思来理解,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寿命总是短暂的,不会太长久,这些国家之前从资本主义被改造成社会主义,然后又不得不从社会主义回到资本主义。一年以后,这位匈牙利人的看法就被苏联东欧共产党阵营的解体所证实。

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就只有权贵资本主义一条路吗,中国模式的这种结局是必经之途吗?笔者多年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后发现,从社会主义回到资本主义,不是只有一条路,而是至少有三条路,中国则选择了其中最糟的那条。

共产党国家一旦告别了传统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就走上了制度转型的道路。所谓转型,指的是在经济制度方面实行自由化,即经济转型,包括用私有化取代公有制和用市场化取代计划经济,而在政治方面则是实现民主化,即政治转型。从1989年到现在,世界上的共产党政权除了北朝鲜之外,其它国家或者完成了转型,或者正在转型途中。纵观这些国家的转型道路,可以发现,经济转型相对容易,而政治转型则比较艰难。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曾经一度成为共产党国家经济转型的先行者,现在却因为拒绝民主化而沦为转型国家当中的落后者,这种落后指的是制度层面的落后。

在所有共产党国家,转型一旦开始,红色精英试图窃国自肥,乃是通例,但是,这种局面并非不可避免。迄今为止,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转型大致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中欧模式(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国家的政治转型为异议知识分子所主导,红色精英染指经济转型过程的企图受到遏制;异议知识分子的基本主张不是与原红色精英们分享权力或和解、宽容,而是通过清除共产主义污垢,尽可能铲除共产党文化的残余。而在中欧国家许多民众的眼里,共产党政权不过是一个苏联扶植的傀儡政权,应当被唾弃。结果中欧国家的前红色精英无法在转型中为所欲为,他们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既不能操纵议会,也无法通过私有化发财;最后,原来的红色精英多半未能从转型当中获得好处,大约三分之一的原红色精英的社会经济地位下降,一半左右提前退休。有美国学者把中欧国家的这一转型称为“建设资本主义但不产生资本家”(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这个说法比较含蓄,所谓的不产生资本家,其实是指不产生红色资本家,因为在共产党国家里旧的资本家早已被消灭,假如在短短几个月或者一年里就冒出来许多暴富者,那他们多半是原来的红色权贵。简言之,中欧模式其实就是,重建资本主义,但没有红色权贵的份。这样的转型具有自稳定性,与红色历史彻底告别,很难再出现反复。

第二种是俄国模式,其结果是,原来的共产党精英摇身一变成了民主派精英,然后他们分享转型当中的好处,从中发横财;同时,老百姓也在私有化过程当中获得了一部分产权。这是典型的“老权贵带入新社会模式”;与中欧模式相比,俄国的转型属于“同志们的资本主义”(comrade capitalism),因为新权贵的大多数都是原来的党内同志。这样的资本主义也是权贵资本主义;但与中国不同的是,出身于旧权贵的新权贵们不再是共产党员。俄国模式下,民主制度虽然不至于被完全颠覆,但很容易就被旧权贵们所操纵,使得新制度带有深深的旧痕迹。

第三种则是中国模式,其主要特点是:中共政权虽然把前30年毛泽东时代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如全面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抛弃了,但是,它用共产党资本主义巩固了毛泽东留下来的专制体制。红色权贵及其亲属成为最容易致富、又理所当然地通过政治权力来保护自己的特权集团。在权贵私有化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黑暗行为,例如红色家族的疯狂敛财,导致整个国家高度腐败。这种腐败政治必然产生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当财富与上升机会都被社会上层垄断时,庞大的社会底层必然产生对精英阶层的仇恨,仇官、仇富情绪在全社会蔓延。

二、私有化在中国:掩耳盗铃20年

在中国的官方宣传里通常把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视为改革的一个新起点。其实,如果从制度转型的角度去看,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正式走向寿终正寝的准确时间点是1997年,因为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开始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支柱之一是企业的国有制,而一旦国有企业的大多数都私有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就彻底解体了,而以企业私有为特征的经济制度其实就是资本主义。但有趣的是,中共对自己实行的私有化政策至今仍然是掩耳盗铃,明明已经做完了,却从不承认它10多年前就已完成了私有化。当局用来掩盖私有化的词语是国企“改制”,至于改成什么所有制,则故意避而不谈。其实,要改变国企的公有制,只有两种可能性,或者是全部私有化(一个企业完全变成私有),或者是部分私有化(一个企业的国有产权部分转化为私有,但国有股份仍占主要部分)。 中国政府选择私有化方向并刻意模糊转型的实质,自然有其苦衷。

时任总理朱镕基之所以如此决策,主要出自两点考虑。第一,国企成了政府的沉重经济负担,导致银行系统濒临崩溃。由于邓小平时代的经济改革无法解决国企的严重问题,企业长期依赖国有银行的无条件贷款,但经营状况日益恶化,许多国企停止偿还银行贷款,甚至连利息也不再支付。从90年代中期开始,整个银行系统的潜在金融危机日益暴露。90年代初四大国有银行20%以上的贷款属于坏帐;1994年全国银行业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严重的全面亏损;到了1996年银行系统的坏帐加上逾期呆滞贷款已占贷款总额的70%左右。为了使银行系统免于崩溃,1997年下半年政府不得不全面推行国企改制(即私有化),把十多万家国有工业企业当中的大多数作为“包袱”甩掉。第二,当时中国急于加入WTO,以便扩大出口,而WTO接纳中国有个前提,那就是以15年为期,中国必须建立市场经济,即取消计划经济和实行国企私有化,中国如果不能证明它实行了国企的私有化,就无法获准加入WTO。

由于政府和国内媒体掩盖真相,所以至今许多从未在国企工作过的人仍然不了解何谓“国企改制”。其实,所谓的“改制”,就是让中小企业私有化,同时让大型国企上市,实行部分私有化。当局让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和地方政府官员充当“改制”和裁员下岗的操作者,同时也就把私有化可能产生的社会不满和愤怒,从政府身上转移到了国企的厂长经理身上,而政府则置身事外。当然,国企的厂长经理们也不会白白当这个“替罪羊”,他们得到了巨大的好处。私有化的关键是谁来购买国有企业。中国与俄罗斯一样,国企厂长经理们的家庭积蓄根本无法满足收购企业所需要的百万、千万、甚至上亿元的资金需要;而外资在国企私有化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国企厂长经理们能成为各自企业的新老板,其实基本上靠的是非法手段。正因为这重重黑幕,所以中国政府一直不许国内研究者研究私有化过程,国内媒体也基本上不报道国企私有化的真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私有化在中国国内是新闻和研究“禁区”,但对境外研究者却是完全开放的,境外研究人员可以通过一些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等,自由进入中国,对私有化过程和私有化之后的企业所有权状况做全国范围的抽样调查。过去十多年里,这些参与调查的研究者发表了多本英文著作,介绍中国私有化的成果;然而,这些书籍却一本也未能在中国翻译出版。当局之所以准许境外研究人员对国企私有化做调查,是为了向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提供中国私有化进展状况的资料,为中国加入WTO铺路。由于中国国企私有化的结果早已在国际社会公开,所以,当局对私有化的态度也仅仅是在国内掩耳盗铃而已。

三、共产党干部是如何变成资本家的------中国式私有化的奥秘

私有化过程本身就是建设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过程,但不同的私有化方法会建设出不同的资本主义。朱镕基于1997年底开始推行国企改革,当时这一政策被称为“抓大放小”,所谓“抓大”,就是指资产规模大且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金融、能源、电力、电信、交通等企业准许重组上市,向国民和外资出售部分股份,但国家仍然控股(即政府继续“抓住”这些企业不放);所谓“放小”,就是指资产规模较小或亏损严重的国企准许其私有化,以甩掉政府的包袱。中小企业私有化的关键在于:由谁用什么方式来“购买”国企。当时国企厂长经理们的平均月薪只有几百元人民币而已,红色权贵及其亲属也同样没有多少金融资产。中共采取的办法是,一方面,让近百万国企管理者用企业的名义担保,从银行借款,“购买”国有财产,并准许这些管理精英把企业重新注册在本人或家族成员名下,然后以企业所有者的身份,动用企业公款,归还他们私人购买企业的贷款;另一方面,由国企管理者逼迫员工出资购买企业的部分股份,职工为了保住饭碗,只能拿出家庭储蓄来购买本企业的股份,但普通职工拥有股份后,企业管理层并不许职工股东过问企业经营和资产转让,所以等于是逼迫职工出资帮企业管理层获取企业的所有权。同时,当局纵容红色权贵家庭的妻子儿女利用关系网,帮助大国有企业获准上市,以此无偿获得上市公司的股份,然后通过抬高股价大获其利。

中国的私有化始自1997年下半年,到2009年基本完成。1996年全国国有工业企业为11万家,到了2008年底只剩下9,700家,其中还包括已经实行部分私有化、但政府仍控股的大型国企。中国的私有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小国企的私有化,从1997年下半年到2001年,历时4年左右。其结果是大部分企业被厂长、经理私有化了。笔者曾分析了29个省市130个国企的私有化案例,归纳了数种典型手法,发现了国企私有化的黑暗过程。他们的做法通常是,首先有意低估企业资产净值;然后,或直接动用企业公款,或以企业的名义去银行贷款,或向私人借款,买下自己管理的企业,注册在本人或亲属名下;最后,以新企业主的身份,用私有化之后的企业资金偿还自己购买企业所借的款项。也就是说,他们虽然购买了自己管理的企业,个人却往往只付很少的钱,甚至分文不付。第二阶段是大中型国企的部分私有化(partial privatization),大约从2002年开始,到2009年基本完成,其手段包括把国企改组后上市、管理层持股(MBO)、职工股份化、与外资合资、与私企合资等。由于这些企业资产规模庞大,管理层无法独自侵吞,所以通常是动用公款购买企业股份送给管理层干部,同时也用送股份的办法贿赂那些有权批准企业上市的政府部门官员及其家属,形成利益共谋。这些国企干部和政府官员不花任何成本,便成为大中型上市公司的持股总经理或常务董事之类,跻身于富人行列。

中国的私有化完成之后,究竟哪些人成为企业的所有者?根据两个全国性抽样调查的数据,大约50%到60%的企业都由企业管理层私人拥有;大约四分之一的企业的买主来自企业外部,属于国内其他行业的投资者,但其中外资所占份额不足2%;由管理层和职工共同私有化的仅占一成(俄国私有化之后企业职工持有的本企业股份大约占40%左右),但管理层不允许职工股东过问企业的资产管理和转移,所以,这类私有化的结果相当于职工出钱,但管理层拥有企业。这种“国企改制”几乎就是企业管理层伙同其上级(地方政府官员)和红二代们对国有资产的公开瓜分和掠夺,当局无论如何没法把这种掠夺解释成正当行为,公开的讨论更会导致公众的愤怒,所以政府不许国内媒体讨论私有化,中国的学者们也基本上不能从事关于私有化过程的研究。

从1998年到2003年,当红色精英通过私有化大范围侵吞中小型国有企业的资产时,当局特地关闭了负责监管国有资产的国有资产管理局,在这私有化高潮的关键6年里制造了国有资产监管“空窗期”,为红色精英们侵吞国企资产提供了方便。尽管2003年以后又重新恢复了国有资产管理局,但该局对私有化过程中侵吞国资的行为极少追究。在私有化期间,从1997年到2005年,全国到处都发生大规模的劳资冲突,根源都是厂长、经理通过私有化侵吞公有资产,而政府基本上都站在厂长、经理一边,因为政府官员从中也可以得到好处。俄国在私有化过程中,社会福利制度仍然正常运转,少数失业工人可以领取社会福利而勉强生存;但中国推行私有化的时候,原来以企业为基本单位的福利体系垮了,许多企业给工人很少一点钱,把他们赶走,就死活不问。当时中国政府广泛宣传,国企工人下岗是为改革作出必要的牺牲,但政府却不愿意为下岗职工建立统一的失业救济,而是把这项支出甩给私有化之后的红色老板,如果企业的新老板不想付,政府也不管。其实,如果国企私有化了,企业付不起社会福利开支,政府对原本为国家职工的下岗人员有无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中国政府当时采取了耍赖的态度。对比之下,俄国政府从未推行过强制下岗之类的政策,相反还用税收优惠鼓励企业保留职工岗位。比起中欧国家和俄国的私有化,中国的私有化是最不公正的,也最冷酷无情。显然,专制政体下的经济转型可以罔顾社会公正而不必担心选举压力,对权贵精英来讲,这样的模式自然是优越的;但普通民众的评价恐怕恰恰相反。西方有学者认为,共产党国家的威权体制有利于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因为政府的强权可以克服来自民间的阻力,中国往往被他们视为一个最好的例子。但是,中国的私有化过程说明,威权政府在经济转型中往往会漠视社会公正,剥夺民众的权利和利益,而作出有利于统治精英的制度安排。

四、共产党资本主义:马克思的苦恼

自从马克思创立共产主义学说以来,中国模式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共以消灭资本主义(化私为公)起家,但无法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获得长远的成功,最后只能改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来延续共产党政权的统治;而在化公为私的改革过程中,红色家族及共产党的各级官员及其家属摇身一变,成为企业家、大房产主、巨额金融资产所有者这样的资本家。他们积聚财富的过程充满了肮脏与犯罪,既需要红色政权保护其财产和生命安全,也需要通过政府垄断的行业继续聚敛更多的财富。因此,他们是中国现行体制的坚定支持者,而不是民主化的促进者。

中共的红色权贵们在短短的20到30年内如何从一无所有变成巨富家族群,这是共产党资本家们发财的秘诀,也是理解共产党资本主义制度和判断中共利益集团未来政治走向选择的指南。简单来说,这个秘诀和指南就是,不法侵吞国产,垄断重要行业,操控政策获利,维持专制统治。不法侵吞国产,是指中共的经济管理精英们利用国企私有化过程,或者直接侵吞中小国有企业的资产,或者无偿获取上市大国有企业的股份;垄断重要行业是指,保留国有大企业在金融、能源、电力、交通、电信等行业的垄断地位,让红色精英或红二代占据这些大企业的要津,这类规模往往进入世界企业500强的超级大企业既提供大量税收以支撑红色政权,也让高管们通过获取股份、项目回扣和高薪、高奖金而迅速成为富翁;操纵政策获利是指,红色精英及其亲属通过参与或影响政策制定,抢先插手到政策给以优惠的行业或项目中,从而轻而易举地摄取巨大的利益;而维持专制统治则是指,红色权贵们极端敌视民主化,希望能够“永保红色江山千秋万代”,也就是希望让共产党的专制永久地保护自己的特权和巨额不法财富。

当这个国家的大批企业和财富掌握在身为共产党员的红色资产阶级手中的时候,对红色资本家来说,唯一可以信赖的制度性保护,既不是市场经济体制,也不是法治,而是“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他们对全社会其他成员的永久型专政。他们很清楚,传统社会主义那套经济制度丝毫不值得留恋,现在他们不但拥有比民主国家的企业家更容易获得的财富,也拥有无需竞争的优越政治地位,还可以阻止民主化可能造成的政治、经济清算,这就是中国模式的实质。很明显,在共产党政权之下,这种红色资本主义不会自发地转型成为民主制度下的资本主义。长期以来西方学者中有一种看法以为,经济自由化之后,原来的红色精英会自然地拥抱民主和自由。中国的转型结果证明,这种想法不但幼稚,而且是错误的。但是,红色权贵们也很清楚,“中国模式”时刻面临来自社会底层的威胁,因此,他们一面把个人的巨额资产向西方国家转移,一面把亲属移民到西方国家,以便留下后路。他们的“用脚投票”实际上宣布了“中国模式”的前途十分渺茫。

1989年初,邀请笔者访德的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安排几位访问学者参观位于特里尔的马克思故居。当时留言簿上有人用中文写下一句话:“老马啊,你可把咱害惨了。”现在看来,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因为马克思也被中国模式害惨了。若让马克思现在来评价共产党资本主义,他可能既恼怒又欣慰:恼怒的是,共产党居然要靠“嫁”给自己的敌人资本主义才能存活下去,这对他的理论和主义是最大的讽刺;而欣慰的是,不管采用什么样的反马克思主义手段,总算还有个别机会主义的共产党政权依然活着,证明他也不是一无是处。但是,马克思仍然无法摆脱一个巨大的困惑:他的理论的基本框架奠基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假设之上,强调先进的生产力必然改变落后的上层建筑;但是,中国模式却逼着马克思不得不彻底推翻他的核心概念,从而也推翻整个马克思主义。在共产党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无产阶级专政”这一上层建筑,其实是依靠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而维系下去的;那么,这个上层建筑究竟属于已经消失了的旧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落后残余,因此将被历史淘汰,还是因其“先进”性,将必然孕育出又一次铲除共产党资本主义的新共产主义革命?或者,为了从中国模式里吸取教训,马克思必须把他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说,改成“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这不仅对马克思来说几乎是天问,而且对中共来说,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意识形态危机。现在马克思的肖像仍然立在天安门广场上,因为他能为红色资产阶级的特权身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延续提供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解释。吊诡的是,中国模式本身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但中共生存下去的诀窍就在于,举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和招牌,建设和巩固反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国模式既挑战了马克思主义,也挑战了民主化理论。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第185期  2016年6月10日—6月23日)

 

查建国:媒体需发力--中美反贪所见有感

October 1, 2017

——查建国点评之585

最近,美国多名高官被媒体曝料,涉嫌不当使用公费出行。如美国“政治” 网站和《华盛顿日报》28日报道,内政部长公务活动后乘坐商务包机回家过夜。财政部长8月携妻专机看日食,遭到舆论批评。卫生部长普赖斯今年5月以来24次坐包机出差,9月28日,普赖斯在舆论压力下表示,他将支付他本人坐包机大约5•2万美元的费用,并在当天向总统提出辞呈,并已获得同意。中国媒体报道了上述美官不当行为的新闻。我的提问是:如中国官员有此类事,执政党未追查前,哪个媒体敢曝料?

这5年,反贪腐是现当局一大政绩,如何评价?议论纷纷。我以为:5年来立案审查部级干部280多人、厅局级8600多人、县处级66000多人、处分乡科级及以下党员干部199万多人,力度不小,这些被处理的贪腐干部绝大多数不冤。

但5年反贪存在极大问题。反贪乃古今中外执政者为争人心、固权力都会去做的,只是力度有大有小。绝对权力是绝对产生腐败的制度性土壤,反贪不改制,等于除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5年来一边反贪腐,一边加强一党制,培厚滋生贪腐的土壤。用绝对权力反贪腐,必是选择性反贪腐,人治反贪腐,一党纪委专权反贪腐。不要说官员公费包机媒体不敢言,就是多年陆续贪几个亿,有媒体在纪委处理前曝料吗?反贪腐必引发制度变革大戏,这不以某些人的“初心” 为转移。
2017 / 10 / 2北京
 

陶世龙:反贪腐,形势比人强

September 30, 2017

作者的话】本文写于三年前,发表在海外的博客《我的话》,那个博客后来内地看不到了。近日读到王德邦先生的《十九大前对反腐的体制性围剿》,感到形势的发展正是如此,遂再发于此以供参照。--2017年9月2日


近来反贪污进展很快,几乎天天都可见到高官落马的消息,虽然多是还在被调查,但不少已被开除党籍和公职,7月11日一天就公布了两起,部一级的;不仅是贪污,许多与贪污伴生的腐败现象也不断曝露出来了,如中纪委10天通报10名官员通奸

对此进展,多数人表示肯定,部分人在肯定之馀有所保留,公开反对的似乎没有,但暗中抵制的恐怕力量不小。

也有人在呼吁要支持反贪主事者,但从实际情况看,普通公民无所用其力,只好当看客,因此不少人担心现在的作法,能把反贪进行到底吗?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与批评。

但是,看样子反贪的形势不仅不会为庶民的舆论所左右,甚至也不见得会按主事者的意愿发展。因为尽管这回的反贪不是作为群众运动来发动,但总算是动起来了,由于二十多年来得不到抑制,腐败已对国家机器和社会侵蚀严重,贪污分子已不是孤立的个人,真的是盘根错节;另方面群众对贪污腐败积愤已久,只要缺口打开,必定一发而不可收拾。那么出了问题怎么办?穷则变,变则通。车到山前自有路。

Jul 13th, 2014

何清涟 腐败显示的路径依赖-观乌克兰电视剧《人民公仆》有感(2)

September 29, 2017

VOA2017年9月30日 09:00

根据郭文贵名言制作的文化衫(维权网图片 ) 

VOA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这部轻喜剧《人民公仆》有两个小高潮,一个出现在16集,另一个出现在结尾,虽然都是喜剧表达,但仔细思考却很沉重。

人是文化的沉淀

针对基础设施部的严重腐败,女记者亚娜在新闻发布会上质问总统瓦西里:“我们觉得你当选之后变了,变得贼头贼脑、油嘴滑舌,……”

总统瓦西里被触动心事,心潮起伏之下发表了一场演讲,谈的是乌克兰人在社会化过程中所受到的影响。在我看来,这场演讲是面镜子,中国人可以从中看到自己的映像与影子:

“我们天生是正直的乌克兰人,我们生在这里,是我们的命运。无论是我们,我们的父母,还是我们的祖先都是这样。我可以保证,我们不是天生这样。

我们出生的时候,是一个小小的、胖胖的、脸蛋红扑扑的、7斤沉的小孩。这么一个小孩,怎么就变成一个一百多斤的油嘴滑舌的家伙了呢?发生了什么,我给你解释。这是我们自己的错,亚娜,就是你我这些人,我们所有人的错。

从妇产科医院的时候就开始了。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们得塞钱,一定要塞钱,要给医生塞红包。要是不给钱,就别想见孩子。之后我们将孩子带回家,这时候,这个孩子还是个正直的乌克兰人。

等他开始记事儿的时候,他就变了。首先,他看到的是爸爸。爸爸坐在那里看电视,边看边说:‘都是这群蠢货的错。这群畜生,垃圾政客。’边说边数着手中那昨天去参加游行挣来的200格里夫纳。而参加这场游行支持的正是电视上那群蠢货和议员们,‘没什么,这个游行爸爸不去,也会有别人去。爸爸就去了,这些钱为啥要让别人挣,而不是我去挣呢?’

孩子就把这句话记住了。我们这个正直的乌克兰人,就一点一点地变成了和自己爸爸一样的人。你们觉得他还有一点良知没丢掉吗?并不是,全都丢了。他叔叔在外国人签证科工作,婶婶在技术情报局工作,大家都要把这个孩子的生活安顿好,该怎么做?送他到学费高昂的学校去,是特别贵特别贵的学校。孩子中学毕业了,一家人去第伯聂河度假。这个孩子的成绩很不错,肯定全是优啊,大家一起吃烤肉,一起喝白兰地。简直美味,垃圾怎么办?垃圾有人收拾,我们就兴高采烈地进了大学,一家人帮着一起做决定。大学毕业了,我们去哪儿啊?再去第伯聂河。怎么这么脏啊?怎么到处都是垃圾。这儿立着牌子:禁止倒垃圾,‘谁在这儿倒垃圾?为啥人们不知道把垃圾带走呢?’然后心情大好地开着自己的本田,那辆作为大学毕业礼物的本田。

我们这个良知丢了一半的乌克兰人,在凌晨的基辅,在没有路的基辅狂飚。他修定会影响到这个时间睡觉的人们,吵到刚下班回家的人,或者一个打了两份工、疲惫不堪的母亲,她喂过自己的孩子,刚刚把他哄睡着,而我们的主角,未来并不遥远,等他20-25岁的时候就能成为议员,这个正直的乌克兰人会成为一个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混帐,他的生活会很幸福,真的,他的子女会去瑞士读书,不会在国内读,为的是为那些混帐,他也不会去第伯聂河度假了,他已经在那折腾过。他可以去马尔代夫,为的也是远离那些混帐们,在伦敦给自己买个房,为的也是离混帐们远一点,离这些都远远的,和他无关。这就是我们乌克兰人,谜一样的内心。”

演讲中提到的乌克兰人,不是指一个特定的阶层,而是包括上中层与底层乌克兰人在内。中学毕业后的乌克兰人则主要指代上中层,因为只有他们有机会出国留学、进入政界。上述情形,中国人会觉得很熟悉,从婴儿出生开始要给医生送红包,直至大学毕业找工作,人生的每个环节,大多中国人都会经历。泱泱中华,与乌克兰历史上很少交集,民族传统文化的差别,就与黄河与第伯聂河的差别一样。那么两个国家的国民性会如此相象?只有一个解释,乌克兰被俄罗斯这个巨人绑在一起,有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将近80年的历史;中共统治下的社会主义历史也长达70年左右。社会主义的全面垄断(政治、经济与文化)体制养成了特权阶级,有机会享受特权是人生荣耀与幸福的保证。社会主义公有制更是养成了这种毛病:人人都将公共财视为私财,有权者先得多得,无权者后得少得,但有便宜不占,人们就心里难过。

当然,人是文化的沉淀,正如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所指出的那样,决定一个国家现状因素有多种,但不可忽视的是这个国家的政治、文化惯性。乌克兰人与中国人还是有差别的,因为乌克兰人到底属于斯拉夫民族,政治幽默感远比中国人强,不像阿Q那样忌光讳亮,在揭露上层腐败及德行丧尽的同时,对底层民众的贪婪猥琐也多所揭露讽刺,但这种揭露讽刺决不是赵本山式的,看过之后,多少心里会有点沉重。

反腐良方的探讨永远在路上

听了总统这番推心置腹的话,人民似乎有所触动。但在后续的几集里,并未改变行为方式,一切照旧。于是总统还是非常辛苦地在“三条大鲸鱼”与总理的腐败同盟下周旋,这种周旋到了尾声时,进入戏剧化的高潮。

某家电视台邀请总统与外交部长,以及总理、议会多数党领袖同台辩论反腐败问题。嘉宾们纵论世界古今历史上的反腐经验,因为是喜剧,编剧就发挥想象,让剧中人物谈了以下几种途径:

一是用极刑威慑,比如死刑与死后的羞辱。古代波斯国王冈比西斯二世(CambysesⅡ,前529~前522在位)因手下的法官腐败,一怒之下杀了法官,将他的皮剥下来做成座椅,赐给法官的继任者——法官的儿子,让他坐在这张可怕的人皮座椅上办案,以其父亲为诫,不敢再行腐败之事——笔者不研究古波斯历史,这故事的真实性留待史家考证,但中国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将贪官剥皮实草,挂在县衙门前示众之事,却史有明载。

这种极刑,当然遭到总统、议会多数党领袖与总理的共同反对。剧中有个小小的插曲,谈到对腐败官员判死刑时,列举了中国一次枪毙了二万腐败官员的“成绩”,这当然是编剧的杜撰,因为中共近10多年以来,对贪官极少处以极刑。

二是羞辱刑。剧中谈到捷克实行了社会谴责制度,凡发现贪官,惩治的办法是让贪官开放自家的豪华居所,让人参观。众目睽睽之下,贪官一家人再也没有任何隐私,无论是吃饭还是休息,参观者可任意进入,指指点点,辱骂羞辱——捷克是否有这种刑罚,需要熟悉捷克的人证实。

三是罚没财产,并辅以坐牢。这种方式全世界通用,中国目前以这一种惩罚为主。反腐成果展览之类,中国倒是举办过,但不是剧中捷克那种,而是开个展览会,贪官及家人不需要在现场受辱。

上述三种刑罚,实际上是现阶段惩治腐败的三种形式,其中,对腐败者处以死刑受到越来越多的反对。2013年1月,在广东省人大代表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处长陈伟提出引进新加坡“鞭刑”的建议,认为只有这种刑罚才能起到“震慑犯罪分子”的作用,并表示他将在当年的全国“两会”上提出这一提案。当时国内舆论大多认为,陈伟提出的“鞭刑”,属于已经被绝大多数国家所唾弃的酷刑(或称肉刑)。《人民公仆》的编剧身处比中国更接近西方文明的乌克兰,当然也只能让瓦西里在与伊凡雷帝对话中表态:施加各种酷刑后处死于现代文明不适用,希望用民主的方式来解决腐败问题。

乌克兰的现状是中国的一面镜子

在电视台安排的那场有关腐败问题的现场辩论中,主持人问瓦西里:“人类社会中腐败现象存在了几千年,在你之前,历任乌克兰总统也腐败。你为什么认为只有自己能够反腐败?”那位与“三条大鲸鱼”勾结在一起、极为腐败的乌克兰总理也质问总统瓦西里:“逮捕贪官,没收财产,然后再枪毙他们,把他们抢走的东西再抢回来。我不明白,你到底想发动人民做什么?”这场景让我想起郭文贵在9·24发“不”会上宣布的第一条:“中国十九大必须法治国,必须给过去这几年冤枉的人和冤枉的家人一个公平的结果,包括郭文贵。包括这些人的资产,非法扣留资产,非法没收资产,非法转移的资产,该没收的没收,是归国家,该归还给个人的归还给个人。就是实现郭七条,平反冤案,还回合法资产。”

这部剧好比一面镜子,中国人可以在里面看到自己的形象。只是要注意乌克兰有一项排名比中国靠前,即新闻自由度。据记者无疆界发布的2017年度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报告(Press Freedom Index),在全球180个国家当中,乌克兰的新闻自由度排名102位,虽然欠佳,但尚有新闻自由;中国倒数第五,属于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度。在一个腐败国家,有无自由媒体,决定这个国家的人对腐败的危害认知程度。至少,乌克兰人还只能将腐败当作能力、而不能当成美德来歌颂,而看海外不少中文媒体自今年3月“郭氏推特革命”以来的表现,我则有这种担心。

何清涟:腐败:社会主义之病与民主之痛

September 25, 2017

——观乌克兰电视剧《人民公仆》有感(1)

VOA2017年9月26日 06:54

乌克兰电视政治讽刺喜剧《人民公仆》剧照 

VOA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苏联解体之后,其加盟共和国都踉踉跄跄走上转型道路。除了俄罗斯之外,中国很少介绍这些国家的转型过程及现状。对于乌克兰,大家只知道这个国家与俄罗斯之间有着三百年纠缠不清的爱恨情仇,其余知之甚少。乌克兰电视剧《人民公仆》以喜剧的形式展示了乌克兰的现状。笔者在看这部电视剧时,人物对白及那些亦庄亦谐的桥段时常让我会心一笑:乌克兰人民的爱恨情仇,与中国人原来如此相通,社会主义制度陶冶过的人性之灰色幽默尽显其中。

剧情反映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文化

瓦西里·彼得罗维奇,一位普通的乌克兰中学历史老师,因为在与同事的争论中辛辣针砭时弊,被一位学生偷偷拍成视频放在网上,因而一夜成名。他的学生们促使他竞选总统,并通过网络众筹为他筹得参选资金。选民们都对官场的腐败不满,喜爱瓦西里的率真和勇气,选他当了总统。

当了总统,随之而来的首先就是家人对他态度的改变,以及对物质生活的期望值升高。瓦西里的父亲是工人,退休后当出租车司机挣钱贴补家用,对儿子在拿了历史学博士学位却只能以中学教师为职业颇感不满,嘲笑说“花钱送你进大学,你却回到了中学,读大学有什么用?”瓦西里早上要去学校上班,衬衣未熨烫,想求母亲、外甥女帮忙均遭拒绝。电视剧最初一集展现的就是瓦西里当总统之前在家中的境遇。

当电视播报瓦西里当选总统之后,家人对他的态度来个了180度大转弯。家人们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外界对他们的阿谀奉承,以及各种主动送上来的好处,比如商店主动为他们提供打折到“几乎不要钱”的衣服、小船。他父亲受到启发,主动请人自动送上各种家具、画作、装饰品,以及免费的房屋装修计划。他那头脑灵活的姐姐还四处游说瓦西里的各部部长为其安排职位,最后终于说服了国家财政服务局局长,任命她担任财政服务局副局长,上任之后首件事情就是去曾经解雇她的铁路局实施报复,开除铁路局局长,收钱受贿。瓦西里忍无可忍,要求财政服务局局长解雇其姐,并劝告其父亲与姐姐将家中所收各种财物退回,中止即将进行的装修,理由是“我成天在外反腐败,但家里却在搞腐败,这是在拆台”。家庭斗争的结果是:父亲与姐姐被迫将财物退回,但也将瓦西里扫地出门,因为家里穷,需要将他的房间租出去贴补家用——最后这个情节当然是喜剧的夸张表达,但中国读者绝对不会对这类现象感到陌生。

面对腐败的食髓知味

电视剧里,瓦西里被塑造成一位安贫乐道、绝不以权谋私的总统。当选总统后,他率先垂范,安贫乐道,继续过平民的生活,骑自行车上下班,这使得腐败的政府精英们十分不安。乌克兰民主化之后,其政治受到”三条大鲸鱼”(三个大权贵资本集团)的控制,这些腐败狡猾的寡头们迅速行动起来,主动出击,利用他们所支配的内阁总理尤里·伊万诺维奇,想方设法架空总统。瓦西里意识到政府部长们处处掣肘之后,想从社会上公开招聘,结果招聘者全被总理刻意安排成自己派系的人。瓦西里只好在他的中学同学里任命了数位内阁部长,其中包括他的前妻出任央行行长。

这个草台班子上任之后,除了不熟悉政府事务之外,还要面临金钱与美色利诱,动辄就遇到行贿者奉上的相当于数千万美元的巨额贿款。担任国安部长的前中学班主任上任之初,遭遇腐败部下的迷幻剂祸害,很快成了废柴。其他各位部长对于利诱,只有国防部长——一位力主反腐而获委任国防部长的低阶军官能够抵抗住妻子的压力、不受诱惑之外,基本都被这从天而降的巨额贿赂动摇过。在部长们深受诱惑之时,瓦西里及时地与他们会谈,说服他们不能受贿,将此事变成了让腐败集团入套的计,用中国话来说,坏事变成好事,既揭露了阴谋,还将贿款用于给公务员发放欠薪,从而避免了一次倒阁危机。

无处不在的腐败

电视剧中无处不在的腐败,让人想起中国;几乎每个政府职位,都成了官员谋求私利的寻租工具。其中用几集浓墨重彩编排的修建公路一例,描写得非常戏剧化,但中国观众不会因此怀疑其真实性。

总统外出公干,发现公路的路况极其不好,坑坑洼洼,在修路标志设立处,十几个工人聚在工地上闲聊,于是总统去问工人:上班时间为何不工作?修路班的工头卡佳阿姨认出是总统,但满脸不耐烦地说:“就十来桶碎石,怎么修路?”总统继续问:其他修路的材料去了哪里?卡佳阿姨倒是真言不讳:“卖了,卖的钱拿来发工资。几个月不发工资,大家怎么活?”瓦西里这位依靠选民众筹推选上来的总统不忘初心,决定为人民办好事,毕竟公路是万民所需的公共设施,与民生直接相关。

老奸巨猾的总理尤里·伊万诺维奇当然乐于“促成”,他“促成”的目的不为修路,就为看总统笑话,让总统在实践中知道自己有多可笑。果然,10亿格里夫纳修路拨款案在国会通过,如数到达国家基础设施部。国家基础设施部也将款项拦腰一刀扣发后,与修路任务层层下达:任务每下压一级,那钱就少了一大块,最后到工程队手里时,只剩下1000万格里夫纳,路仍然没修好。

失望吃惊的总统一查,才发现基础设施部长等官员侵吞修路款,其中部长大人吞了一大块,在国外买了游艇、别墅,只好撤换官员,重新来过,但结果同样。瓦西里一想,官僚如此恶劣腐败,还是让劳动人民出身的卡佳阿姨来当部长,或许她会体恤民生,不再贪污吧?结果没想到,一辈子没富裕过的卡佳阿姨照样贪污修路款,在夏威夷买别墅,在伦敦买公寓,还买了几十个昂贵的爱马仕女包装备自己。

总统很痛苦,深感乌克兰虽然民主化了,但在几十年社会主义历程中形成的文化代代相传,成为人民的特性。在为公路修建腐败案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面对记者的质疑,终于发表了一番长篇演讲,这篇演讲非常实在,如果将乌克兰改成中国,同样适用。因此,我将会全文抄录,以飨同样被腐败所困的中国读者。

天津原市长黄兴国边腐边升22年 一审获刑12年

September 25, 2017

天津原市长黄兴国获刑12年 边腐边升22年

多维新闻 2017-09-25 05:47:04

北京时间9月25日,中国地方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天津原代书记、天津原市长黄兴国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300万元人民币(1元约合0.151美元)。

河北石家庄中院审判内容显示,黄兴国早在1994年就已经涉嫌犯罪,彼时其担任中共浙江台州地委书记。

黄兴国仕途中屡次被“带病提拔”(图源:VCG)

后黄兴国带病提拔,边腐边升,在任台州市委书记,浙江省秘书长、副省长、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天津副书记、副市长、代书记、市长等职期间,在土地开发、职务晋升谋取利益,并为他人牟利提供便利,受贿金额高达4,003万余元。

石家庄中院认为,黄兴国构成受贿罪,应严惩,但鉴于黄兴国如实供述罪行,主动交代检方不掌握的受贿事实,认罪、悔罪;检举揭发他人违纪线索,经查证属实;积极退赃,赃款赃物已全部退缴。

法院认定黄兴国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此前的7月25日,中共在政论专题片中《将改革进行到底》曝光黄兴国落马的画面。

黄兴国在画面中称,中纪委的“回马枪”很厉害,自己贪腐根源在于丧失党性,导致私欲膨胀。

2016年9月10日,中纪委宣布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上述政论片还披露,早在2014年到2015年间,在中共巡视组第一次巡视天津后,黄兴国还以吃请、赠送名表等贵重礼物的方式,打探时任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市公安局局长的武长顺案情线索。


中共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原市长黄兴国受贿案一审获刑十二年

 央广网2017-09-25 19:39:00来源:新华社

  新华社石家庄9月25日电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5日公开宣判中共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原市长黄兴国受贿案,对被告人黄兴国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

  经审理查明:1994年至2016年,被告人黄兴国利用担任中共浙江省台州地委书记、台州市委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副省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市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取得项目用地、职务晋升等事项上谋取利益,或者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直接或通过他人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003万余元。

  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黄兴国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应依法惩处。鉴于黄兴国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不掌握的绝大部分受贿事实,认罪、悔罪;检举揭发他人违纪线索,经查证属实;积极退赃,赃款赃物已全部退缴,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编辑: 王丹蕾

港媒:卷郭文贵肖建华案保监会项俊波遭双开

September 23, 2017

苹果日报 | 卷郭文贵肖建华案保监会项俊波遭双开

十九大前夕,中纪委连番出招打虎!继早前宣布十八大中央委员王三运被「双开」(开除党籍和公职)后,昨天宣布中央委员兼保监会前主席项俊波及中央候补委员兼中纪委财政部纪检组原组长莫建成被双开。中纪委指,项为谋取个人政治利益,「滥用审批权和监管权,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官媒早前曾大爆项的「死因」,指他在2010年曾协助流亡美国的内地富商郭文贵诈骗32亿贷款(人民币下同)。

 

中纪委指,项俊波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滥用审批权和监管权,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规接受宴请。在工作上,项违反组织纪律,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员工录用、干部职务晋升等方面为他人提供帮助并收受财物,同时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收受巨额财物,涉受贿犯罪。中纪委斥项身为中央委员,信念丧失,毫无宗旨意识,政绩观扭曲,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故开除党籍处分,终止十八大代表资格。保监会指拥护中纪委衣法查办。

业余爱创作反腐剧本

项俊波落马真正的原因,中共《人民日报》微信公号「侠客岛」在今年4月曾透露一部份,指项在2010年执掌农业银行时,曾经帮助郭文贵诈骗农行32亿元贷款。内媒财新网及《新京报》亦曾补充32亿元的去向,16亿元用于他在北京产权交易所购买首都机场所挂民族证券的股份,数亿元通过地下钱庄转到香港支付在南湾道购买豪宅,数亿元支付郭对央行前行长戴相龙女婿车峰等人的借款。不过,财新网及《新京报》的报道在发表后不久便被删去。

 

项俊波在中共高官中属传奇人物,当过知青打过仗,审计署工作20年素有「铁面」之称。他业余爱好文学创作,最出色是写反腐影视剧本,如《人民不会忘记》、《审计报告》及《裂缝》等。不过他的负面新闻很多,美国《纽约时报》曾在2014年报道过,项曾写信给摩根大通总裁戴蒙(Jamie Dimon),希望为友人的女儿取得工作机会。海外中文网站博闻社亦曾引述消息指,项私生活淫乱,有21个固定情人,暗交过123名有夫之妇,合共有6名私生子。他自己在今年4月9日被查,据传是「明天系」掌门人肖建华作供指证他,肖在今年年初被人在香港四季酒店掳回内地,至今渺无音讯。

中国数字时代 2017年9月23日 下午 10:13

编辑: 反正我信了

 

美媒:中纪委十九大前再出手双开两高官

September 23, 2017

VOA 2017年9月24日 14:04

海彦

2016年3月12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项俊波在人大会议期间的记者会上讲话 

香港 —  

在中共十九大下个月召开前夕,中共最高反腐机构中纪委星期六再次出手打虎,宣布将中共中央委员、原中国保监会主席项俊波和中央候补委员兼中纪委财政部纪检组原组长莫建成双开,即开除党籍和公职。其中,被称为“中纪委内鬼”的莫建成从8月27日落马到被“双开”仅用32天,是所有被查处省部级官员中速度最快的。

中纪委称,60岁的项俊波为谋取个人政治利益,滥用审批权和监管权,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收受巨额贿赂,搞权钱和权色交易,严重违纪。中国官媒曾指项俊波2010年曾协助流亡美国、今年起大曝中共最高层政商勾结腐败的富商郭文贵“诈骗”32亿贷款。

另有报道表示,项俊波今年4月被查,还与中国金融大鳄、“明天系”控制人肖建华作供指证他有关。近年来躲避在香港的肖建华,2017年农历新年除夕被从香港四季酒店劫持回内地,至今没有音讯。

项俊波在中共高官中颇具传奇色彩,曾是知青,也打过仗,曾在审计署工作20年,有“铁面”之称。他同时爱好文学创作,曾写反腐影视剧本《人民不会忘记》、《审计报告》及《裂缝》等。

此外,中纪委指61岁的莫建成严重违纪,在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和中央委员、中纪委委员人选考察期间,多次外出接受宴请,利用职务为其子以及他人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涉嫌受贿。中纪委称,莫建成在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将立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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