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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冰:买通天下?何志平跨国贿赂案和联合国及中国公司

November 23, 2017

VOA 2017年11月23日 06:30

何志平在美国传统基金会举办的座谈会上讲话。(2015年12月9日) 

美国司法当局逮捕并起诉前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秘书长何志平的跨国贿赂案,凸显了被告如何利用联合国成为其勾兑利益的特殊场所。

两年里第二个联大主席

这是继2015年澳门地产大亨吴立胜贿赂案带出了第68届联大主席约翰·阿什——阿什在等待审判期间病逝——之后,联合国再次成为国际腐败案件的焦点。这次涉及第69届联大主席库泰萨和何志平领导的具有联合国谘商地位的组织。

有关这起贿赂案的起诉书说,这一案件有两项计划:乍得计划和乌干达计划。

在乌干达计划中,何志平促成并通过纽约银行电汇50万美元贿款给刚卸任联大主席的乌干达外长库泰萨,还向他和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赠送礼物,承诺更多好处,包括让他们分享中国的能源公司跟两位高官(他们是亲戚)家族在乌干达未来的合资企业的利润。其目的在于取得他所代表的一家能源公司在乌干达金融和能源领域的商业好处。

根据起诉书,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在香港和美国维吉尼亚注册,由中国一家能源公司资助。起诉书虽然没点这家能源公司的名字,但所描述的情况均指向在上海的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

库泰萨在其联大主席一年任期届满的2015年前往中国访问,全部非官方行程均由华信能源公司负责。

作为回报,库泰萨任命何志平的老板——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理事局主席,同时也是资助前者的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的叶简明为联大特别荣誉顾问,并承诺将支持何志平领导的组织在联合国开展活动。

起诉书指何志平是贿赂乍得和乌干达高官以换取丰厚商业好处的两项行贿计划的核心人物,而同案另一名被告塞内加尔前外长加迪奥不过是个“工具型人物”。

联合国问责程序遭质疑

 

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大楼外,各国国旗飘扬 

昨天,也就是美国司法当局公布何志平行贿案的第二天,有记者在联合国午间简报会上提问,问题涉及何志平被起诉、其组织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一家获得联合国经社理事会谘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以及该组织对联合国某部门项目做出的500万美元捐赠。

英文的“内城新闻”(Inner City Press)记者马修·李说,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向前联大主席库泰萨行贿50万美元,起诉书描述他们就在(联合国大楼)二楼(联大主席办公室)策划贿赂计划。他问“这个向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能源项目捐赠了500万美元的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是否仍保持着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谘商地位?”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说,联合国官员,包括联大主席必须严格遵守规范,避免贿赂。但是执法问题得由成员国自己进行。他说,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具有联合国经社理事会谘商地位,“我们正在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同事就他们项目的内容和情况进行审核。”

截至2016年底,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共向4507个非政府组织授予了这一地位。拥有这一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享有参加联合国官方会议、参与议程前作书面和口头陈述、组织和参加议程中的平行会议等权利。

马修·李提到的500万美元的项目名为“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能源可持续发展资助大奖(The UN-DESA Energy Grant)”根据联合国网站的解释,该项目“是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跟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合作发起的能力建设计划”, “通过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这一具有联合国经社理事会谘商地位的非政府的支持才使这一资助奖项有可能建立。”

联合国秘书长取消预定行程

有趣的是,昨天下午,当该项目2017年度资助奖颁发仪式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却取消了原定的合影机会,副秘书长莫哈默德随后也取消了出席致辞。去年的颁奖典礼,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副秘书长吴红波均出席并致辞。

今天,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回避了秘书长和副秘书长临时取消的具体原因,仅表示这种变化经常发生。

对这一贿赂案与联合国之间关系穷追不舍的马修·李说, “跟澳门地产大亨吴立胜和前联大主席阿什的贿赂案相似,基本上,有一个大型非政府组织利用联合国——如果指控属实——收买了联大主席。”

他追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在跟这个非政府组织合作前是否对其进行了尽职调查?他要求联大主席发言人去问一下现任联大主席对这个案子怎么看?尤其是对现有的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和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缺乏对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的问责调查怎么看?

秘书长发言人的回答则继续强调,联合国官员,包括联大主席的廉洁问题归成员国管,但联合国希望他们坚持高标准。这一点联合国在阿什案过程中已经清楚表明。联大主席发言人表示,对此,联合国秘书处和经社理事会会采取步骤。

到目前为止,联合国还未对这起与其有“剪不断理还乱”关系的贿赂案作出正式反应。

何志平行贿案中的另一部分是乍得计划。何志平促成了对乍得总统200万美元的贿赂保证,目的是确保他代表的华信能源公司从乍得政府获取石油开采权的商业好处。作为交换,乍得总统向这家能源公司提供在乍得无须面临国际竞争的独家特别石油开采机会。但最终华信能源公司未能完成这项交易,而是从一家台湾石油公司收购了他们在乍得的石油权。

为了酬谢从中牵线的塞内加尔前外长加迪奥,并希望继续得到他的帮助,何志平从香港通过纽约向加迪奥在迪拜的帐号分两次电汇了40万美元贿款。

联合国的中国民间外交家

何志平在联合国是非常活跃的中国民间外交人士。2014年10月第69届联大期间,他找到了老朋友、与乍得总统戴比关系很好的塞内加尔前外长加迪奥,请他帮忙联系乍得总统。加迪奥当时就拿起电话接通了乍得总统。

何志平有多个联合国头衔,2014年7月,他应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邀请,成为联合国可持续运输高级别咨询小组成员,直接向秘书长提供意见;去年3月,他被任命为联合国互联网治理论坛多利益相关方咨询小组成员、秘书长顾问。

根据中国官媒报道,7月13日,何志平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 介绍了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6月,他以非政府组织代表身份应邀在联合国海洋大会开幕式发言,呼吁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海洋资源可持续发展议程相结合。

2015年,何志平在联合国举办介绍“一带一路”专场论坛。时任联大主席的库泰萨出席致辞,何志平说,“一带一路”是人与人之间的新型互联模式,是相关国家人民筑梦的战略联系纽带。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之下,任何形式的合作都具有可能性。

华信能源有限公司的介绍说, “近年来,紧随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中国华信加快实施战略转型,着力打造能源产业投资与金融服务协调共进的国际投行,推动了企业持续快速发展。”

香港自由新闻星期二报道说,美国司法当局逮捕并起诉何志平,会成为涉及中国“一带一路”发展计划的最引人注目的腐败案件。

报道说,2007年何志平从香港政府官位上退下后就开始参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行的所谓“国民外交”。

他在一次采访中曾说:“香港人在跟外国人打交道的能力上有优势,所以我可以告诉他们关于中国的故事,希望借此能改善我们国家的软实力。”

从2013年开始,何志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年年举行“中国故事”研讨会,为联合国官员介绍中国政府的方针政策。

多年来何志平在联合国竭力为中国“一带一路”摇旗呐喊,可一桩贿赂案很可能让他的努力前功尽弃。

美国检方对中非跨国行贿案涉案人员提起刑事指控

November 21, 2017

作者:SAMUEL RUBENFELD

纽约检方周一公布了一份针对某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和塞内加尔前外交部长的刑事起诉书,两人被指贿赂前乍得总统和乌干达外长,并利用美国金融系统实施行贿。

这起案件涉及两项贿赂图谋,行贿的目的是为总部设在上海的一家能源公司换取业务优势,这家能源公司为涉案的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支持,相关行为违反了《海外反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简称FCPA)。起诉书称,两名被告的罪名包括违反FCPA、洗钱和串谋。法律观察人士说,这起案件提醒人们,只要贿款是通过美国金融系统支付的,无论涉案行为是否关系到美国,美国检方都可以并且会在海外腐败案件中行使司法管辖权。

业务涵盖FCPA相关事务的瑞格律师事务所(Ropes & Gray LL)的合伙人Daniel O’Connor说,利用美国金融系统支付贿款在电信欺诈案中很常见,美国司法部有信心以此为依据获得司法管辖权。

检方称,诉讼中提到的两项贿赂行为的中心人物是涉案的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何志平(Chi Ping Patrick Ho)。在第一项贿赂中,何志平被指在前塞内加尔外长Cheikh Gadio的帮助下让上述能源公司向乍得总统行贿200万美元以换取石油权益。检方说,何志平为了得到Gadio的帮助,电汇了40万美元给Gadio。Gadio现在经营一家国际咨询公司。检方说,在第二项贿赂中,他将50万美元贿款存入了与乌干达外长有关联的一个账户,并向乌干达外长和乌干达总统赠送礼物,并且承诺会提供更多好处。检方说,这些款项是经由纽约的银行汇入的,不过起诉书并未指出这家金融机构的名称。

曼哈顿联邦代理检察官Joon Kim在宣布指控书的声明中说,当这种国际腐败和贿赂行为涉及美国领土和美国金融机构的时候,其结果很可能是美国法庭提出联邦刑事指控,本案即是如此。

起诉书没有列出涉案的非营利组织或公司的名称,该组织和公司也没有受到起诉。但网站显示,被告何志平是香港中华能源基金会(CEFC Hong Kong Non-Governmental Fund Committee)副主席,而香港中华能源基金会的出资方是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CEFC China Energy Co.)。记者无法联系到这个非营利组织或这家公司对此置评。

检方透露,案件两名被告已于周末被捕并拘留。记者未能立即获取他们的详细联系方式或联系到他们的法律代表。

反贿赂专家和法律观察人士注意到本案涉及的金融问题,认为这符合美国司法部在国际案件中积极主张美国司法管辖权的政策,即使案件本身与美国关联甚少。检方透露,涉及乌干达的贿赂行为最初是在联合国策划的,当时乌干达外长正担任联合国大会主席。

Kasowitz Benson Torres LLP合伙人Daniel Fetterman说,这让人们意识到,即使某人不在美国,如果这个人利用了美国的金融系统参与国际腐败活动,美国也可以追究其责任。Kasowitz Benson Torres LLP的业务涵盖《海外反腐败法》相关工作。

为金融机构提供反洗钱合规建议的咨询公司艾睿铂(AlixPartners)的董事总经理Sven Stumbauer表示,这起案件不乏值得警惕的信号,比如一个曾经涉足政界的顾问,一个由一家石油公司资助的非营利组织等等,在案件中负责汇款的银行应该知道非营利机构在洗钱和贿赂方面存在很高的风险。

他指出,特别是当这些顾问是前政府官员的时候,就更应该仔细考察这些顾问从事的是什么业务。

—— 原载: 华尔街日报
纵览中国网站刊登日期: Monday, November 20, 2017

何志平起诉书曝光 指行贿过程迂回 经香港纽约汇款杜拜

November 21, 2017

香港01|何志平起诉书曝光 指行贿过程迂回 经香港纽约汇款杜拜

香港前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卷入涉贪丑闻,美国官员上周末拘捕68岁的何志平及塞内加尔前外长加迪奥(Cheikh Gadio),称他们过去多年涉嫌在纽约,以行贿方式协助一间中国能源企业,涉款达250万美元(约1,950万港元)。二人被控海外贪污及洗黑钱罪名,一旦罪成,最高可被判监禁20年。

《香港01》翻查美国司法部起诉书,发现起诉书指何志平疑3次迂回汇款行贿,怀疑从香港汇款到美国银行,再入款到杜拜及乌干达的神秘户口。

 

2016年何志平曾代表中华能源基金会到乌干达,出席总统就职礼。(中华能源基金会网站)

起诉书指,何为一中国能源非牟利机构副主席,而该机构主要由一中国能源公司注资。比较起诉书、香港与美国查册文件,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及其创立的中华能源基金会,与起诉书描述的油公司及非政府组织描述吻合。

根据起诉书,事件起源为一能源公司希望于中非国家乍得拓展石油业务,但进入当地市场,需要与另一间已在该地营运、中国国有的石油公司成立合资企业。

2014年拉拢关系 承诺付乍得总统200万美元

然而,该中国国有的石油公司,早前曾被乍得政府指其违反当地环保条例,于2014年被罚款12亿美元,更撤销其石油开拓牌照。何志平当时正于该能源公司创立的非政府组织工作。

根据案情他于是拜托与乍得总统相熟的塞内加尔前外长加迪奥代为牵线,希望他能调解乍得政府与中国国有石油间的纷争,以便该能源公司日后可与中国国有石油合资,一同拓展当地业务。

何志平于2014年9月开始,先后接触前塞内加尔外长加迪奥及乌干达外长萨姆・库泰萨(Sam Kutesa)会面,拉拢关系。2015年1月,何志平在加迪奥的建议下以涉事能源民企名义,承诺向乍得总统提供200万美元作慈善用途,但美国检察院指,实际上是作行贿用途,用以换取民企于乍得在无国际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取得独家经营权的贿款。

3次迂回汇款 何志平汇出近百万美元

其后2015年3月及7月,何再先后两次从香港汇款20万美元至一间纽约银行,到一个加迪奥指定的杜拜户口。

起诉书指,前乌干达前外长萨姆・库泰萨(Sam Kutesa)、时任联合国大会主席期间,于2015年8月份指派该能源公司主席成为其「特别荣誉顾问」。内地传媒当时有报道,中国华信主席叶简明,获委任为联大主席特别荣誉顾问。

至2016年,何再从香港经一间纽约银行汇款50万美元,到乌干达外长指定的一个乌干达户口。最终,何志平及前塞内加尔外长加迪奥双双于上周被捕。

何志平涉行贿时序

2014年9月30日何志平以电邮联络一名认识前塞内加尔外长加迪奥(Cheikh Gadio) 的中间人,指希望加迪奥能代为安排何志平与乍得总统会面,拉拢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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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11日何志平与一间中国能源公司代表与乍得总统会面,历时两小时。

时间

事件

2014年10月19日

何志平与前乌干达外长、时任联合国大会主席萨姆・库泰萨(Sam Kutesa)于纽约联合国总部会面。

2014年10月

前塞内加尔外长加迪奥(Cheikh Gadio) 与乍得总统会面,并告知何志平提议可为总统提供秘密选举财政支持。

2015年1月

何以一间中国能源公司的名义,承诺向乍得总统提供200万美元作慈善用途,但美国检察院指实际是作行贿用途。

2015年3月12日

何再次与前乌干达外长、时任联合国大会主席萨姆・库泰萨(Sam Kutesa)于纽约联合国总部会面。

2015年3月、7月

何先后两次由香港经纽约一间银行汇款20万美元(共40万美元),到一个由加迪奥持有的杜拜户口。

2015年8月2日

前乌干达外长、时任联合国大会主席萨姆・库泰萨(Sam Kutesa),指派涉事能源公司主席为自己的「特别荣誉顾问」。

2016年5月6日

何由香港经纽约汇款50万美元,到一个由乌干达前外长萨姆・库泰萨(Sam Kutesa)持有的乌干达户口。

2017年11月17、18日

前塞内加尔外长加迪奥(Cheikh Gadio)及何志平先后于纽约被捕,11月20日提堂后还押候审。

 

资料来源:美国起诉书

中国数字时代2017年11月21日 上午 1:55

编辑: Sandra Fu

宁馨 :天堂文件揭秘,中国有谁被冲击?

November 11, 2017

VOA 2017年11月11日 01:30

华盛顿 —  

“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继去年披露“巴拿马文件”之后,这个星期再次曝光“天堂文件”,揭秘大批全球政商界精英隐藏财富的内情,踢爆对象包括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的女婿车峰,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以及大陆艺人赵薇的富商丈夫黄有龙等。与此同时,香港媒体接连曝光中共新上任的七常委中习近平,栗战书和汪洋等人家族在香港拥有惊人财富,时机耐人寻味。从巴拿马文件到天堂文件,全球精英在隐藏财富方面都有哪些共同点?各国政府为何迟迟没有采取有效的办法来堵塞全球精英藏富和逃税的漏洞?

参加讨论的嘉宾是: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洲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

陈破空表示,天堂文件涉及到中国领导人,都是去年巴拿马文件已经公开的资料,从这个角度来说,不同于去年的巴拿马文件,天堂文件对中国冲击不大。涉及的几个人名如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的女婿车峰、阿里巴巴董事长马云、影视名人赵薇,都不足以引起中国人的重视。

陈破空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证监会突然拿赵薇及其丈夫黄有龙开刀,给于行政处罚,并勒令整改,仅仅因为,赵薇夫妇并非政治人物,而且与领导人无关,证监会把他们当软柿子来捏,欺软怕硬,转移视线;因马云的公司与众多领导人有关系,车峰又是领导人亲属,证监会或相关机构根本不提。这一切,反而显示中国没有法治、只有人治的可悲。

陈破空说,栗战书女儿和女婿有香港资产,这其实在十九大前就被南华早报曝光。 汪洋的女儿也在香港坐拥千万豪宅。我认为,这些爆料不会影响栗战书和汪洋的政治地位,却反而有利于习近平对他们的控制。我只是希望,作为将要负责香港事务的新常委栗战书不要让港人的民主自由环境更加恶劣;而著名改革派汪洋家属尽管有问题,仍然希望他不要改变自己的改革思路,既然自己已经获利,也该用同理心对待中国的普罗大众。

这次的天堂文件将对各国政要造成怎样的政治冲击力?魏碧洲说, 本次1300多万份资料经过一年整理之后被分配到相关地区的媒体进行公开。我们看到,在中国方面已经产生了一些冲击,就是证监会已经禁止赵薇夫妇未来五年之内进入股市。不过总体而言,这份文件对其他国家影响更大一些,比方说阿根廷和智利。在民主国家,这些藏富行为虽然没有明显违法,但却是政敌之间拿来互相攻击的最好子弹。试想,一个民选官员在海外藏有大笔不纳税的投资,民众的感觉如何?所以,这种情况对于西方官员的乌纱帽是有威胁的。当然,这些人藏富是因为各国还没有提出限制富人避税的法律。而资料被泄露的相关律师事务所也一再表示,他们的做法都是合法的。

另一个问题是,通过骇客手段获得私人财物资料,然后公之于众,这中间媒体是否存在道德问题?对此魏碧洲说,骇客偷窃之后让媒体使用,可以说是把偷来的赃物发到到记者群来分享。但是要注意到,媒体曝光的都是权贵,是人民给予权力的群体,是公权力持有者。从这点来看媒体也秉持了职业操守和良心,仅仅曝光这批人,而不是普通百姓。

VOA连线:“天堂文件”再揭全球权贵离岸财富

November 8, 2017

美国之音中文网‏认证账号 @VOAChinese 2分2分钟前 

(视频) VOA连线:“天堂文件”再揭全球权贵离岸财富 http://dlvr.it/PzZmmp pic.twitter.com/du0fMQFnan

“天堂文件”再揭全球权贵离岸财富

VOA 2017年11月7日 07:32

  • 莫雨 
  • 继巴拿马文件揭露全球权贵通过离岸公司避税之后,星期天泄漏的天堂文件再次披露富豪、政要和企业的离岸公司网络。

天堂文件共有1340万份,时间跨度从1950年到2016年,涉及欧洲和中东王室贵族、商务部部长罗斯、川普总统的女婿库什纳,以及苹果、耐克等一些家喻户晓的跨国公司。

根据这些泄露的文件,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有1000万英镑的私人财产投资在离岸避税天堂开曼群岛和百慕大。据英国广播公司(BBC)和《卫报》报道,这些资金被投资于不同的企业,包括BrightHouse私募基金,这个公司曾被指剥削穷人。

纽约时报报道说,这些文件显示,商务部长罗斯投资的船务公司“导航控股”(Navigator Holdings)的一个大客户是莫斯科石化公司西布尔(Sibur),而西布尔的两个主要股东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女婿和一个受到美国制裁的俄罗斯寡头。这些文件还显示,俄罗斯政府的资金曾间接投资脸书,当中涉及与川普总统女婿库什纳关系密切的俄罗斯富商米尔纳。

《香港01》负责天堂文件涉及中国部分的调查。据香港这家媒体的报道,他们用中国高官和亲属的名字作为关键词进行了检索,发现里面的内容都是已经公开的资料。

不过他们也在文件中发现了一些未公开披露的交易:中国艺人赵薇及其丈夫黄有龙与马来西亚赌王林国泰投资蒙古矿产公司;中国前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女婿车峰获得泰国首富谢国民公司价值上亿的优先股,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也同样获得了该公司的优先股。

天堂文件大多数来自在全球有10个办事处的离岸法律服务公司毅柏律师事务所(Appleby)。其余文件包括全球19个避税天堂的公司注册文件。

这些文件是《南德意志报》获得之后,与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共享,联合全球67个国家的95家媒体共同调查一年之后公开的。《南德意志报》没有披露他们是如何获得的外泄文件。

对于天堂文件,毅柏律师事务所在其中文网站上发表声明说,对于媒体选取不合法来源的信息材料,他们“深表遗憾”。这个律所称,公司电脑曾被黑客入侵。他们说,他们对媒体的指称已展开全面调查,并没有证据显示存在任何涉及该所或客户的违法行为。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回应表示,泄露文件披露出来的“不存在不当行为(no impropriety)。

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在其网站也注明,离岸公司和信托具合法用途,他们无意指出或暗示任何载于资料库中的人士、公司或其他实体已做违法或其他不当行为。

BBC的报道指出,英国女王的那些投资都是合法的,也没有证据显示英女王涉嫌逃税,不过她从事离岸投资引起外界质疑。

何清涟:习近平执政的社会基础何在?

November 8, 2017

(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统治基础如沙滩上的危房(网络图片)

 

 

十九大的人事布局充满变数,直到会议预定召开之前的两周,代表还在不断撤换之中,不仅证明自2009年开始的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绵延至今,还反应了斗争的激烈程度。大外宣媒体多维新闻网于10月8日发表的文章《习近平这五年:改革与反改革的生死较量》,明确承认:这五年是“习近平的‘生死博弈’——不仅是政治命运的放手一搏,甚至是人身安全的生死之战”,承认郭文贵爆料是反习王联盟的棋子。

 

习近平的执政难题:官员因反腐而官心背离

 

这篇文章谈了几个要点:

 

一是反腐极大地触动了江胡以来奠定的利益格局:“中共十八大之后官方已经通告查处与宣判的省部级(含副省部级)以上官员235人。…… 这是中国历朝历代从来没有过的情况;比中共建立政权之后前四代领导人所查获的腐败省部级高官总和都要多;每个被抓的高官背后至少与一个或多个利益集团捆绑;每个被抓高官利益链条上还有难以统计的更低层官员被一同处理,形成了一个个或大或小的窝案。”

 

二是这场生死博弈不仅事关习近平及其政策的坚定执行者王岐山的政治命运,还与其人身安全相关。该文称:“中国过去五年的改革主轴是清理整顿——用专政手腕为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拨乱反正,习近平用全面整党,全面反腐,全面调整来回应中共党内的各类乱局。 用他本人在2017年7月26日一次面向党内高级官员的讲话总结就是,‘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 而在解决这些‘难题’与办成这些‘大事’的背后,是生死之战”。因此,“对于习近平与王岐山,实际情况是,因为一个主导反腐,一个操刀反腐,以至于中共的安保部门不得不针对他们二人采取超然的安保措施”——原文中的“超然”,应该是“超常规格”之意。 

 

中共内部宣传一向对高层权力斗争加以掩盖,在大外宣媒体中如此敞开来谈,估计是有不得不谈的苦衷。因为用中共的话来说,郭文贵以美国为基地的爆料活动,不仅将中国政府绑上了颜面尽失的战车,更是中共十九大暗流汹涌的反应。郭文贵本人从未隐瞒过他的背后站着不止一位“老领导”,他是代替“老领导”们提出“清君侧”的要求。多维这篇文章也承认,习近平与执行反腐风暴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触动了太多权贵利益集团的奶酪,引来不择手段的疯狂反扑也在意料之中,“外逃富商郭文贵通过社交平台的‘保命、保钱、报仇’之战就很好地说明中国反腐和改革的利益博弈状态”。

 

“郭氏推特革命”参与者的共同诉求:改变

 

在郭文贵爆料引发的网络革命,形式上象推特文革,但由于诉求远比文革复杂(多了一项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诉求),我将其命名为“郭氏推特革命”,无论是研究中国政治、社会,还是社会心理学,这一事件都极具研究价值。

 

这场“郭氏推特革命”参与者具有明显的特征:

 

在反对习近平、王岐山联盟这一点上,官员、反专制的知识分子与社会底层这三种利益与目标完全不同的群体暂时合流。官员(包括与官员有紧密利益关系的商人)因2013年以来习王联盟的强力反腐,落入郭文贵说的“家破人亡”之境(其实判死刑者极少),迫切希望王岐山被整肃,从而斩断习的得力臂膀;部分反专制的知识分子期待郭的爆料会引发中共内部权力斗争,动摇中共统治。一些民运人士盼望在中共倒台之后自己取而代之;国内的底层失业青年则希望借郭之力“翻身”。这些人在郭的爆料中看到了“希望”。更为戏剧性的是,江泽民、曾庆红等“老领导”竟然成了“郭氏推特革命”不少支持者希望所寄,他们冀盼“老领导”幕后发力,郭文贵前台领导他们公开活动,让十九大成为习近平的恶梦。

 

一位借国安势力发家、在反腐中逃往他国、本身也劣迹斑斑的商人,竟然成为几大利益诉求完全不同甚至冲突的群体共奉的“领袖”,这一诡异现象表明:由于习近平对江泽民时期开始形成的利益格局改变过于峻急、用政治高压手段对付所有“不稳定因素”,包括对言论空间的严重打压,所有阶层都对习近平的“苛政”(包括反腐败)严重不满。在极端压抑之下,任何一点空间,都可能成为各种反对者的集结之地。

 

 “郭氏推特革命”的支持者求变心切,不少参与者各怀目的,甚至不计较郭文贵的动机其实与他们的动机完全不合。郭文贵多次声明,他爆料的初始动机是“保钱、保命、报仇”,这一点被支持者刻意忽略;郭讲话中经常会出现赞美中共及现任领导人的说法,比如“中共养活了14亿人”、“习近平是千年一遇的明君”等等,“郭七条”也明确了反贪官不反皇帝、不反体制,所有这些,都被支持者有意当成“策略”曲解;代表中共失势一方的郭文贵及其“老领导”,包括放纵子弟掠夺公共财产的江、曾,一概被看作是“正义的力量”,自2017年6月1日以后,这种态度更明显。6月4日那天郭文贵通过其推号@KwokMiles的推文是:“过去的三周,让我觉得最兴奋最幸福的就是让我认识了中国政府新的年轻领导。他们有国际化的思维,他们也有着非常冷静的政治智慧。而且他们的思考问题的角度不仅仅是抓抓抓,而是尝试沟通和把问题变成更加的积极有希望。这也是郭七条的未来和文贵内心所要追求的。中国政府官员中有一股年轻的巨大的正能量!” ——这种现象被网友讽刺为:“中国的革命群众一直在寻找革命领袖,现在郭文贵出现了,大有成为革命领袖的架势;而郭文贵却反复说,希望习近平做这次革命的领袖。” 郭文贵爆料目标的高度波动性,更是被选择性地解读,比如他7月29日发出推文,号召“全民直播支持郭文贵,人民必胜正义必胜,打倒共产党”,引来一些民运人士欢呼支持,结果两天之后,他又发推声称:“我还没有说过打倒共产党.目前这一条还不在郭七条 范围之内!我不希望误导尊敬的推友们!”即使是这种明显的出尔反尔,也会得到痴迷“郭粉”一致点赞叫好。郭文贵本人在8月26日公开发布《全面彻底解决盘古及郭文贵事件申请报告》,以极谦卑的姿态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只要能够让他保命保财,“一定以身相报,以国家利益为重,维护习主席的核心理念,为习主席奉献自己的一切!”“站在国家利益习主席国际大策略的基础上给文贵一个明确的目标任务。戴错立功,用结果表达拥习爱国呢。” 比较有趣的是,这封求饶的降书,硬被郭的铁杆追随者说成是“战书”,是策略。

 

这一奇诡无比的现象表明,郭文贵本人无论是什么态度与结局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网络革命党的存在与毫不掩饰的暴力倾向,他们需要一位革命领袖,郭文贵的出现被他们看作最好的“革命时机”。了解他们缘何形成,在中国未来的局势变化中将起何种作用,对判断中国未来革命的范式很有帮助。这需要另文分析,不是本文分析重点。

 

“郭氏推特革命”揭示:中共政权的社会基础无存

 

上述三大群体在这次“推特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合流,注定是暂时的,不仅仅因为郭本人的真实目标、所爆之料难以证实以及策略失当──郭及其支持者四处树敌:凡反对郭的人都被他们说成是“特务”,曾经的支持者一言不合也是“特务”,都面临“郭粉”极其肮脏下流的辱骂——还因为这三类支持者求乱的程度以及对乱后秩序恢复的目标完全不同,甚至彼此对立。

 

中共官员当然希望王岐山失势,让习陷入反腐无力的状态,从而得以恢复江胡时期那种“猫鼠一家亲”的“美好时光”;知识阶层希望舆论环境宽松一点,由于对习近平近五年来的严厉言论管制严重不满,便开始怀念胡赵时代的相对“自由” 和江胡时期的“宽松”,但他们未必真希望腐败再度横行,也不见得期盼“新造反派”夺权当政;社会底层人士对中共政权、官僚阶层、富人充满了仇恨,少数人甚至将仇恨对象扩展至所有体制内人士,指向低阶公务员、教师及研究人员、医护人员等一切相对成功的人士,前两类人正好是他们将来的革命对象。这类“郭氏推特革命”的支持者们与海外民运人士的目标接近,即希望中共垮台,取而代之,但这样的目标与官员群体反习、王的目标显然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三大支持者群体之间缺乏共同的利益诉求,这种情绪宣泄,可以在互联网虚拟空间里暂时合流,成为一股“网上革命热潮”,但注定难以转化成为现实中的反抗活动。

 

这次“郭氏推特革命”的真正意义在于它展示了一幅极为讽刺的画面:官员群体、商人阶层、知识阶层、社会底层都与执政集团离心离德。习近平可能不得不思考:他一心想要维持的中共政权,其社会基础究竟是什么?一个没有社会基础的统治集团,维持政权稳定的唯一法宝就是暴力,这种依靠暴力维持的政权注定没有前途。习近平如果要重构社会基础,寻找政治支持,究竟应该向上还是向下?一个已经失去意识形态凝聚力的政权,寻找政治支持的方式只能是购买,向上购买的途径就是恢复江胡时期的精英集团利益共享机制;向下购买,中国已经陷入经济发展瓶颈,中共政权恐怕无此财力。

 

(笔者今后将讨论腐败黑数、专制国家为何会有常规性反腐及运动式反腐的存在)

原载《民主中国》

政知道 | 卸任常委后的署名文章 王岐山谈了什么?

November 6, 2017

原标题:卸任常委后的署名文章,王岐山谈了什么?)

党的十九大文件及学习辅导读物10月30日在京首发。

当日,三家出版社一同推出了3种由文件起草组组织编写的权威辅导读物,即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党建读物出版社与学习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的《十九大党章修正案学习问答》。

政知道(ID:upolitics)第一时间拿到了《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书中除了习近平所作报告原文,还有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刘奇葆、许其亮、汪洋、赵乐际、栗战书、杨洁篪、周小川等10位国家级领导人的署名解读文章。

王岐山署名文章《开启新时代 踏上新征程》又一次点名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除此外,还有不少干货,政知君摘录以飨读者。

弱化党的领导的状况得到根本性扭转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王岐山在文中专段论述“坚持党的领导”,他指出:“坚持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的最高政治原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没有中国共产党及坚强有力的领导,中华民族将是一盘散沙。”

王岐山还给出了一个判断,“弱化党的领导的状况得到根本性扭转”。

“一个时期以来,有的人在这个问题上讳莫如深、语焉不详甚至搞包装,没有前提地搞党政分开,结果弱化了党的领导,削弱了党的建设。”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对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从来都是充满自信、绝不回避退让,系列重要讲话万变不离其宗,根本是坚持党的领导;无论从哪个领域、哪方面工作,无一不是从加强党的领导抓起,最终落脚在强化党的建设上;澄清了模糊认识,夺回丢失的阵地,把走弯了的路调直,树立起党中央的权威,弱化党的领导的状况得到根本性扭转。”

逆转了多年形成的“四风”惯性

在“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方面,王岐山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要矛盾进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同时,部分党员领导干部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严重,甚至违纪违法攫取利益,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侵蚀了党的执政基础。

他说,习近平总书记清醒认识到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三亿”的使命担当,正风肃纪反腐,挽狂澜于既倒,逆转了多年形成的“四风”惯性。全面从严治党从中央政治局立规矩开始,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破题,总书记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党风为之一新,试出了民心向背。

“果断查处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严重违纪违法问题,铲除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相互交织的利益集团。”王岐山说,“5年来波澜壮阔的实践充分证明,把全面从严治党摆上战略布局英明正确,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校正了党和国家事业前进的航向,使党经历了革命性锻造。”

“七个有之”完全是有的放矢

在“维护好党内政治生态”部分,王岐山表示,“政治性是党内政治生活的灵魂,决不能搞政治虚无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无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七个有之’完全是有的放矢。”

他说,实现党内政治生态根本好转,要以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尺子,准确把握“树木”与“森林”的状况,聚焦“关键少数”,运用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抓早抓小、动辄则咎,当好政治生态的“护林员”。

“管理监督一定要见诸日常,发现苗头性问题就及时提醒,让干部在民主生活会上谈一谈,既是对本人的监督,也给其他人敲响警钟,体现严管就是厚爱,增强政治生活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王岐山还表示,监督执纪是严肃的政治工作,必须提高政治站位,善于从政治上审视问题,用党章党规党纪对照,用理想信念宗旨启发觉悟,唤醒激情燃烧岁月的记忆,使有问题的干部反躬自省、悔过自新,体现党组织治病为了救人的良苦用心。

惩治这一手任何时候都不能松

“440多名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8900多名厅局级干部、6.3万多名县处级干部严重违纪违法受到惩处,反腐败力度史无前例、成效世界瞩目,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

在肯定过去五年反腐成果的同时,王岐山表示:“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征途上,风险与挑战无处不在,全面从严治党的‘严’字必须长期坚持。要始终保持一份冷静清醒,深刻认识依然严峻复杂的形势是长期形成的、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惩治这一手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松一松就会出现‘回头浪’。”

“政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在对政治腐败的分析中,他重点提到两类:

一是结成利益集团,妄图窃取党和国家权力;

二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搞非组织活动,破坏党的集中统一。

“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重要方面就是,惩治腐败‘打虎’、‘拍蝇’冲着利益集团去,防止其攫取政治权力、改变党的性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冲着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去,消弭政治隐患。”王岐山说。

国家监察法就是反腐败国家立法

在文中,王岐山还谈到了国家监察。

“我们党长期执政,面对的严峻挑战是权力容易被侵蚀、党的干部脱离群众。全面从严治党,最终目的是要解决一党长期执政条件下自我监督问题,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王岐山说,“在党和国家各项监督制度中,党内监督是第一位的,党内监督失灵,其他监督必然失效。党的十八大以来,巡视实现一届任期全覆盖,利剑作用彰显;对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全面派驻纪检组,消除了监督空白。”

紧接着,他就谈到“党内监督全覆盖必然要求国家监察全覆盖。”

他指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目的是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整合分散的反腐败力量,成立国家、省、市、县监察委员会,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检察全覆盖。“国家监察委员会就是中国特色的国家反腐败机构,国家监察法就是反腐败国家立法。”王岐山指出,党的十九大作出在全国各地推开监察体制改革试点的决策部署,各省区市党委、纪委要统一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党中央一声号令,就迅速贯彻落实到位。

中国数字时代 2017年11月1日 上午 8:26

中共七中全会确认对吴爱英等15前高官的处分

October 14, 2017

VOA 2017年10月15日 08:12

丁力

005年11月18日,中国司法部长吴爱英在北京会见美国总检察长(司法部长)阿尔贝托·冈萨雷斯(Alberto Gonzales)。2017年10月14日,中共官方透露吴爱英被开除党籍。  

从10月14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公报来看, 这次中共中央全会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关于孙政才、吴爱英等15名前高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处分决定,其中12人被开除出党。

这是官方首次披露吴爱英被处分的消息,她被开除党籍。吴爱英曾执掌司法部12年,从2005年到今年2月。

2017年6月3日,港媒《星岛日报》报道,受其山东老乡、原司法部政治部主任卢恩光资历全面造假等问题牵连,吴爱英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降为副局级非领导职务 ...转自多维新闻网http://www.dwnews.com...1508025927988...

2017年6月3日,港媒《星岛日报》报道,受其山东老乡、原司法部政治部主任卢恩光资历全面造假等问题牵连,吴爱英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降为副局级非领导职务 ...转自多维新闻网http://www.dwnews.com...1508025927988...

017年6月3日,港媒《星岛日报》报道,受其山东老乡、原司法部政治部主任卢恩光资历全面造假等问题牵连,吴爱英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降为副局级非领导职务, ...转自多维新闻网http://www.dwnews.com...1508025990294...

今年6月,香港星岛日报报道,吴爱英被伪造资历的部下卢恩光的连累,严重违纪而被开除党籍,降为副局级非领导职务。

卢恩光在去年落马前担任司法部政治部主任。他是个简历和年龄全面造假的“五假”高官。中国中央电视台的专题片《政治巡视》透露,卢恩光能调入司法部并成为副部级,司法部领导有责任。报道说:“他对领导的生活可以说关心照顾得无微不至。每周都去给领导同志家里送菜、水果、各种肉食、半成品,什么书架坏了,钉钉修修补补的这种小事,全是他在搞服务。”

中国学者荣剑在推特上谈到吴爱英:“此人从大队妇女主任起步,任国家司法部部长长达12年,任职期间实行诸多限制律师权利的政策,坏事做绝,现在被开除出党,沦为罪犯,哪位律师愿意为她辩护? ”

中国律师刘晓原的推文谈到中国司法系统之高官腐败:“尴尬法律人:曾拿着司法部吴爱英签名的司法资格证书(她签发了十二年),曾学着最高法院黄松有制定的司法解释,曾用着最高法院奚晓明编著的审判指导,还曾受着政法委周永康的领导。没想到,他们都是腐败官员。”

也有两位推特用户分别写道:“司法部长吴爱英被革职并开除党籍是件值得庆祝的事情,但2015年7月份被抓的近300位维权律师的释放还不知是什么时候。”“吴爱英被开除党籍跟律师没有一毛钱的关系,现任的就不整律师了?山东祝圣武律师的执业证是谁吊销的? ”

被中共十八届七中全会确认开除党籍的还有:

前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

 

2017年3月6日,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在北京开会。美联社当时说,孙政才是争取在中共十九大成为政治局常委的竞争者之一。 

前天津市委代理书记黄兴国,

 

2015年4月21日,中共天津市代理书记兼市长黄兴国在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揭幕仪式上 

​前福建省长苏树林,

 

2014年3月5日,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苏树林在北京的全国人大会议上 

前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项俊波。

 

2016年3月12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项俊波在人大会议期间的记者会上讲话 

被确认开除党籍的还有担任过甘肃省委书记的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三运、前江苏省常务副省长李云峰、前政协全国委员会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孙怀山、前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崇勇、前中共中央纪委驻财政部纪检组组长莫建成。

 

2007年日3月13日中国民政部副部长李立国在全国人大新闻发布会上 

被确认开除党籍的军人有担任过武警司令的前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王建平和担任过空军党委书记的前全国人代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田修思。他们都曾经是上将。(图片见下面图集)

中共十八届七中全会还确认给予前民政部长李立国、前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党组书记杨焕宁留党察看两年处分,给予前国务院国有资產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副书记张喜武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由于不少中央委员落马,中共中央全会宣布中央候补委员崔波、舒晓琴等11人递补为中央委员。不过他们如果不能进入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的话,就只能当几天的中央委员。


【附】荣剑‏ @rongjian1957 4小时4小时前 

转一著名律师的观察:昨晚一直在观察各个群对吴爱英之态度,竟无一人一句稍带褒扬的评论。有律师的群最活跃,一旦有毫不相干的律师被以各种各样理由处罚,总会有其他律师站出来说话并施以援手,对吴的态度则完全相反,连官派律师也失去了平时媚态,更有甚者还有许多律师抱怨自己资格证书上有吴的名字。pic.twitter.com/TALYQ1uSY8

林大木:蠡测郭文贵现象

October 1, 2017

几个月来,郭文贵为“保命,保财、报仇”而掀起的风暴,席卷网络世界,挑动着大量爱国者的心灵。我的许多朋友把它视为“好事、大好事”,表示热烈支持。他们认为,郭文贵揭露权贵的秘密,是对专制统治的打击,它有利于争取自由民主的事业。有的朋友还把它同王立军跑进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相提并论,认为它有可能造成促进民主的新局面;海外有些人士甚至把郭文贵奉为当代民主革命的领军人物,预言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就在眼前。

我理解这些朋友的心情,他们热切地企盼着社会的变革与进步,却无奈于自己的无能为力,无处着力,因此,任何搅动社会的风波,都会触动他们的爱国情怀和民主期待,思维朝着有利于民主自由的方向倾斜,以致对现实做出过于乐观的判断。

我却没有这么乐观。因为整个事态至今仍处于扑朔迷离的状态,事实不清,背景不明,它的发展前景就很难判断。所以我对这个“郭文贵现象”仍然抱着观望态度。但是,这个巨大的政治事件已经引起海内外舆论的广泛注意,许多忧国忧民的朋友尤为关切,议论纷纷,使我感到自己不能置身事外,不得不试着做些分析。

从表面上看,郭文贵现象是为“保命、保财、报仇”而起,体现了豪强资产阶级向权贵资产阶级的挑战。实际上,很可能是权贵资产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厮杀。豪强资产阶级是依赖权贵资产阶级才得以成长发展的。它对弱势群体可以称王称霸,任意欺凌,但在权贵资产阶级面前却不得不低声下气,唯唯诺诺。现在郭文贵居然敢于向权贵叫板,没有权贵中的强有力人物做后盾,他是不可能如此张狂的。他代表的是豪强资产阶级及同他相勾结的权贵资产阶级的利益,同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普通公民的利益,毫无共同之处。

郭文贵承认自己背后有“大领导”的支持。他虽然吹捧习近平,但习近平不可能是他的支持者,因为这个事件损害习近平的核心形象,对习近平来说,害大于利。从权贵资产阶级的内部结构和发展趋势来看,支持郭文贵的“大领导”,很有可能是早已下台的某些高官。他们正面临着呼之欲出的贪腐刑责与政治清算,郭文贵的出击,正适应了他们的政治需要,使他们得以苟延残喘,安度余生。郭文贵现象即使不是由他们策划,也会得到他们的支持,因为这符合于他们的利益。

这场搏斗肯定会受到那些尚未被揭露的大大小小贪官污吏的欢迎。愈演愈烈的反贪风暴,刮得他们胆战心惊,不知道王岐山手中的这把利剑什么时候会砍到自己的脖子上来。现在好了,郭文贵所爆的材料,不管真假是非,都是把王岐山抹黑搞臭,几年来的反腐都成为“以黑反黑”、“以贪反贪”,你王岐山就是最大的贪污犯,你还能反得下去吗?

郭文贵的挑战也符合于已被定罪、身处牢狱的贪官们的利益。这些长期驰骋于政治舞台的贪官污吏,曾经都是有权而且贵显的人物,有过广泛的关系网。他们入罪之后,关系网也随之烟消云散。但是,如果政坛上风云变色,拱倒王岐山,改组中纪委,这些关系网就有可能死灰复燃,给贪官们提供翻案的机会,包括薄熙来咸鱼翻身,都不是没有可能的。

不论这场搏斗的结果如何,获得最大好处的大概将是毛左派。郭文贵现象进一步暴露出统治集团的腐败与黑暗,衬托出毛左派宣传的毛泽东时代的幸福生活和大好形势,为他们提供了反对改革开放、回到毛泽东时代的最有力的证据。这就必然会扩大毛左派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基础,增强他们同统治集团讨价还价的资本。

郭文贵揭露官场黑幕,和王立军独闯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大不相同,不宜相提并论。王立军的惊人之举,打破了薄熙来通过唱红打黑、掠夺民有企业建立起来的独立王国,避免了中国社会向毛泽东时代回归、再度陷于文革的厄运,符合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利益。郭文贵如果拱倒王岐山,则有可能使轰轰烈烈、气势汹涌的反贪大潮转为涓涓细流,甚至戛然而止,那些尚未遭到查处的贪官污吏将会额手称庆,官场将更为黑暗。这对于广大民众和争取宪政民主的斗争,都未必是好事。

在这场胜负未分的搏斗中,执政的权贵处于被动的劣势,虽然他们可以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对郭文贵的通缉令,把郭文贵的企业盘古送上法庭,但也只是以攻为守的应对之策。无论王岐山是去是留,核心中枢的威望都将受到严重的损害。出路有三,一是推行民主转型,这是面临危机的最佳选择,无奈其可能性几乎等于零;二是同毛左派妥协,向毛泽东时代回归,这个可能性也不大;三是进一步集中政治权力,加强专制统治,这是最有可能的前景。

至于对宪政民主,我看不出郭文贵现象会给中国带来民主自由的转机。这场表面上是豪强挑战权贵的厮杀,最后的结果很有可能呈现出两大趋势:增强专制统治,扩大毛左派的势力。这个前景未必有利于争取宪政民主的斗争,它势将增加斗争的难度,缩小争取自由民主的余地。我之所以感到忧虑,未能乐观,理由就在这里。但愿我的估计落空!

                       2017年6月11日

程晓农:中国模式:共产党资本主义

October 1, 2017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的改革中就出现了明显的权贵资本主义特色。近30年来,海内外一直在谈权贵资本主义,但对它的评价始终围绕着腐败这个话题转悠,却没有进一步深入下去,因此也留下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首先,说中国有权贵资本主义,大概没有多少人反对,但是,能够据称判断,中国早已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吗;如果是,中国又是在哪一年告别社会主义、步入资本主义的,有明显的政策轨迹可寻吗?其次,权贵资本主义如果确实是中国模式的产物,那么它似乎就不单纯是部分权贵的不当个人行为,而是体制型产物,因此反腐败也就无法铲除权贵资本主义的制度基础了?对这两个问题,笔者的回答都是Yes。之所以这样看,是基于以下的基本判断:中国早在1997年底就通过国企私有化,正式把经济制度改变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但是,在政治制度层面,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没有产生民主化的社会动力,相反,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红色政权“结婚”了,因此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独特政治经济制度结构,既非社会主义,亦非民主资本主义,而是共产党资本主义(communist capitalism);笔者首次提出的共产党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已有英文论文发表),指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它用资本主义制度来巩固共产党的专制政权,这就是中国模式的真谛。

一、中国模式: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最差道路

共产党的传统目标本来是消灭资本主义,毛泽东时代的红色中国便彻底消灭了私有制,资本家的绝大部分财产都被剥夺;与此同时,中共的政治精英以及“红二代”们虽然拥有政治特权,却没有任何祖上留下来的企业或财产。但从邓小平时代开始,中共的红色政权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结婚”了,这不仅仅是指共产党政权容忍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共产党精英自身变成中国最富有、最有权势的资本家。社会主义国家早晚会重新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这不是什么新奇观点。1988年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过一个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讨论会。在那次会上,一位来自共产党国家匈牙利的经济学家语惊四座:所谓社会主义,无非就是从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按照他的意思来理解,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寿命总是短暂的,不会太长久,这些国家之前从资本主义被改造成社会主义,然后又不得不从社会主义回到资本主义。一年以后,这位匈牙利人的看法就被苏联东欧共产党阵营的解体所证实。

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就只有权贵资本主义一条路吗,中国模式的这种结局是必经之途吗?笔者多年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后发现,从社会主义回到资本主义,不是只有一条路,而是至少有三条路,中国则选择了其中最糟的那条。

共产党国家一旦告别了传统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就走上了制度转型的道路。所谓转型,指的是在经济制度方面实行自由化,即经济转型,包括用私有化取代公有制和用市场化取代计划经济,而在政治方面则是实现民主化,即政治转型。从1989年到现在,世界上的共产党政权除了北朝鲜之外,其它国家或者完成了转型,或者正在转型途中。纵观这些国家的转型道路,可以发现,经济转型相对容易,而政治转型则比较艰难。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曾经一度成为共产党国家经济转型的先行者,现在却因为拒绝民主化而沦为转型国家当中的落后者,这种落后指的是制度层面的落后。

在所有共产党国家,转型一旦开始,红色精英试图窃国自肥,乃是通例,但是,这种局面并非不可避免。迄今为止,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转型大致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中欧模式(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国家的政治转型为异议知识分子所主导,红色精英染指经济转型过程的企图受到遏制;异议知识分子的基本主张不是与原红色精英们分享权力或和解、宽容,而是通过清除共产主义污垢,尽可能铲除共产党文化的残余。而在中欧国家许多民众的眼里,共产党政权不过是一个苏联扶植的傀儡政权,应当被唾弃。结果中欧国家的前红色精英无法在转型中为所欲为,他们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既不能操纵议会,也无法通过私有化发财;最后,原来的红色精英多半未能从转型当中获得好处,大约三分之一的原红色精英的社会经济地位下降,一半左右提前退休。有美国学者把中欧国家的这一转型称为“建设资本主义但不产生资本家”(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这个说法比较含蓄,所谓的不产生资本家,其实是指不产生红色资本家,因为在共产党国家里旧的资本家早已被消灭,假如在短短几个月或者一年里就冒出来许多暴富者,那他们多半是原来的红色权贵。简言之,中欧模式其实就是,重建资本主义,但没有红色权贵的份。这样的转型具有自稳定性,与红色历史彻底告别,很难再出现反复。

第二种是俄国模式,其结果是,原来的共产党精英摇身一变成了民主派精英,然后他们分享转型当中的好处,从中发横财;同时,老百姓也在私有化过程当中获得了一部分产权。这是典型的“老权贵带入新社会模式”;与中欧模式相比,俄国的转型属于“同志们的资本主义”(comrade capitalism),因为新权贵的大多数都是原来的党内同志。这样的资本主义也是权贵资本主义;但与中国不同的是,出身于旧权贵的新权贵们不再是共产党员。俄国模式下,民主制度虽然不至于被完全颠覆,但很容易就被旧权贵们所操纵,使得新制度带有深深的旧痕迹。

第三种则是中国模式,其主要特点是:中共政权虽然把前30年毛泽东时代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如全面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抛弃了,但是,它用共产党资本主义巩固了毛泽东留下来的专制体制。红色权贵及其亲属成为最容易致富、又理所当然地通过政治权力来保护自己的特权集团。在权贵私有化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黑暗行为,例如红色家族的疯狂敛财,导致整个国家高度腐败。这种腐败政治必然产生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当财富与上升机会都被社会上层垄断时,庞大的社会底层必然产生对精英阶层的仇恨,仇官、仇富情绪在全社会蔓延。

二、私有化在中国:掩耳盗铃20年

在中国的官方宣传里通常把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视为改革的一个新起点。其实,如果从制度转型的角度去看,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正式走向寿终正寝的准确时间点是1997年,因为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开始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支柱之一是企业的国有制,而一旦国有企业的大多数都私有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就彻底解体了,而以企业私有为特征的经济制度其实就是资本主义。但有趣的是,中共对自己实行的私有化政策至今仍然是掩耳盗铃,明明已经做完了,却从不承认它10多年前就已完成了私有化。当局用来掩盖私有化的词语是国企“改制”,至于改成什么所有制,则故意避而不谈。其实,要改变国企的公有制,只有两种可能性,或者是全部私有化(一个企业完全变成私有),或者是部分私有化(一个企业的国有产权部分转化为私有,但国有股份仍占主要部分)。 中国政府选择私有化方向并刻意模糊转型的实质,自然有其苦衷。

时任总理朱镕基之所以如此决策,主要出自两点考虑。第一,国企成了政府的沉重经济负担,导致银行系统濒临崩溃。由于邓小平时代的经济改革无法解决国企的严重问题,企业长期依赖国有银行的无条件贷款,但经营状况日益恶化,许多国企停止偿还银行贷款,甚至连利息也不再支付。从90年代中期开始,整个银行系统的潜在金融危机日益暴露。90年代初四大国有银行20%以上的贷款属于坏帐;1994年全国银行业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严重的全面亏损;到了1996年银行系统的坏帐加上逾期呆滞贷款已占贷款总额的70%左右。为了使银行系统免于崩溃,1997年下半年政府不得不全面推行国企改制(即私有化),把十多万家国有工业企业当中的大多数作为“包袱”甩掉。第二,当时中国急于加入WTO,以便扩大出口,而WTO接纳中国有个前提,那就是以15年为期,中国必须建立市场经济,即取消计划经济和实行国企私有化,中国如果不能证明它实行了国企的私有化,就无法获准加入WTO。

由于政府和国内媒体掩盖真相,所以至今许多从未在国企工作过的人仍然不了解何谓“国企改制”。其实,所谓的“改制”,就是让中小企业私有化,同时让大型国企上市,实行部分私有化。当局让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和地方政府官员充当“改制”和裁员下岗的操作者,同时也就把私有化可能产生的社会不满和愤怒,从政府身上转移到了国企的厂长经理身上,而政府则置身事外。当然,国企的厂长经理们也不会白白当这个“替罪羊”,他们得到了巨大的好处。私有化的关键是谁来购买国有企业。中国与俄罗斯一样,国企厂长经理们的家庭积蓄根本无法满足收购企业所需要的百万、千万、甚至上亿元的资金需要;而外资在国企私有化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国企厂长经理们能成为各自企业的新老板,其实基本上靠的是非法手段。正因为这重重黑幕,所以中国政府一直不许国内研究者研究私有化过程,国内媒体也基本上不报道国企私有化的真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私有化在中国国内是新闻和研究“禁区”,但对境外研究者却是完全开放的,境外研究人员可以通过一些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等,自由进入中国,对私有化过程和私有化之后的企业所有权状况做全国范围的抽样调查。过去十多年里,这些参与调查的研究者发表了多本英文著作,介绍中国私有化的成果;然而,这些书籍却一本也未能在中国翻译出版。当局之所以准许境外研究人员对国企私有化做调查,是为了向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提供中国私有化进展状况的资料,为中国加入WTO铺路。由于中国国企私有化的结果早已在国际社会公开,所以,当局对私有化的态度也仅仅是在国内掩耳盗铃而已。

三、共产党干部是如何变成资本家的------中国式私有化的奥秘

私有化过程本身就是建设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过程,但不同的私有化方法会建设出不同的资本主义。朱镕基于1997年底开始推行国企改革,当时这一政策被称为“抓大放小”,所谓“抓大”,就是指资产规模大且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金融、能源、电力、电信、交通等企业准许重组上市,向国民和外资出售部分股份,但国家仍然控股(即政府继续“抓住”这些企业不放);所谓“放小”,就是指资产规模较小或亏损严重的国企准许其私有化,以甩掉政府的包袱。中小企业私有化的关键在于:由谁用什么方式来“购买”国企。当时国企厂长经理们的平均月薪只有几百元人民币而已,红色权贵及其亲属也同样没有多少金融资产。中共采取的办法是,一方面,让近百万国企管理者用企业的名义担保,从银行借款,“购买”国有财产,并准许这些管理精英把企业重新注册在本人或家族成员名下,然后以企业所有者的身份,动用企业公款,归还他们私人购买企业的贷款;另一方面,由国企管理者逼迫员工出资购买企业的部分股份,职工为了保住饭碗,只能拿出家庭储蓄来购买本企业的股份,但普通职工拥有股份后,企业管理层并不许职工股东过问企业经营和资产转让,所以等于是逼迫职工出资帮企业管理层获取企业的所有权。同时,当局纵容红色权贵家庭的妻子儿女利用关系网,帮助大国有企业获准上市,以此无偿获得上市公司的股份,然后通过抬高股价大获其利。

中国的私有化始自1997年下半年,到2009年基本完成。1996年全国国有工业企业为11万家,到了2008年底只剩下9,700家,其中还包括已经实行部分私有化、但政府仍控股的大型国企。中国的私有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小国企的私有化,从1997年下半年到2001年,历时4年左右。其结果是大部分企业被厂长、经理私有化了。笔者曾分析了29个省市130个国企的私有化案例,归纳了数种典型手法,发现了国企私有化的黑暗过程。他们的做法通常是,首先有意低估企业资产净值;然后,或直接动用企业公款,或以企业的名义去银行贷款,或向私人借款,买下自己管理的企业,注册在本人或亲属名下;最后,以新企业主的身份,用私有化之后的企业资金偿还自己购买企业所借的款项。也就是说,他们虽然购买了自己管理的企业,个人却往往只付很少的钱,甚至分文不付。第二阶段是大中型国企的部分私有化(partial privatization),大约从2002年开始,到2009年基本完成,其手段包括把国企改组后上市、管理层持股(MBO)、职工股份化、与外资合资、与私企合资等。由于这些企业资产规模庞大,管理层无法独自侵吞,所以通常是动用公款购买企业股份送给管理层干部,同时也用送股份的办法贿赂那些有权批准企业上市的政府部门官员及其家属,形成利益共谋。这些国企干部和政府官员不花任何成本,便成为大中型上市公司的持股总经理或常务董事之类,跻身于富人行列。

中国的私有化完成之后,究竟哪些人成为企业的所有者?根据两个全国性抽样调查的数据,大约50%到60%的企业都由企业管理层私人拥有;大约四分之一的企业的买主来自企业外部,属于国内其他行业的投资者,但其中外资所占份额不足2%;由管理层和职工共同私有化的仅占一成(俄国私有化之后企业职工持有的本企业股份大约占40%左右),但管理层不允许职工股东过问企业的资产管理和转移,所以,这类私有化的结果相当于职工出钱,但管理层拥有企业。这种“国企改制”几乎就是企业管理层伙同其上级(地方政府官员)和红二代们对国有资产的公开瓜分和掠夺,当局无论如何没法把这种掠夺解释成正当行为,公开的讨论更会导致公众的愤怒,所以政府不许国内媒体讨论私有化,中国的学者们也基本上不能从事关于私有化过程的研究。

从1998年到2003年,当红色精英通过私有化大范围侵吞中小型国有企业的资产时,当局特地关闭了负责监管国有资产的国有资产管理局,在这私有化高潮的关键6年里制造了国有资产监管“空窗期”,为红色精英们侵吞国企资产提供了方便。尽管2003年以后又重新恢复了国有资产管理局,但该局对私有化过程中侵吞国资的行为极少追究。在私有化期间,从1997年到2005年,全国到处都发生大规模的劳资冲突,根源都是厂长、经理通过私有化侵吞公有资产,而政府基本上都站在厂长、经理一边,因为政府官员从中也可以得到好处。俄国在私有化过程中,社会福利制度仍然正常运转,少数失业工人可以领取社会福利而勉强生存;但中国推行私有化的时候,原来以企业为基本单位的福利体系垮了,许多企业给工人很少一点钱,把他们赶走,就死活不问。当时中国政府广泛宣传,国企工人下岗是为改革作出必要的牺牲,但政府却不愿意为下岗职工建立统一的失业救济,而是把这项支出甩给私有化之后的红色老板,如果企业的新老板不想付,政府也不管。其实,如果国企私有化了,企业付不起社会福利开支,政府对原本为国家职工的下岗人员有无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中国政府当时采取了耍赖的态度。对比之下,俄国政府从未推行过强制下岗之类的政策,相反还用税收优惠鼓励企业保留职工岗位。比起中欧国家和俄国的私有化,中国的私有化是最不公正的,也最冷酷无情。显然,专制政体下的经济转型可以罔顾社会公正而不必担心选举压力,对权贵精英来讲,这样的模式自然是优越的;但普通民众的评价恐怕恰恰相反。西方有学者认为,共产党国家的威权体制有利于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因为政府的强权可以克服来自民间的阻力,中国往往被他们视为一个最好的例子。但是,中国的私有化过程说明,威权政府在经济转型中往往会漠视社会公正,剥夺民众的权利和利益,而作出有利于统治精英的制度安排。

四、共产党资本主义:马克思的苦恼

自从马克思创立共产主义学说以来,中国模式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共以消灭资本主义(化私为公)起家,但无法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获得长远的成功,最后只能改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来延续共产党政权的统治;而在化公为私的改革过程中,红色家族及共产党的各级官员及其家属摇身一变,成为企业家、大房产主、巨额金融资产所有者这样的资本家。他们积聚财富的过程充满了肮脏与犯罪,既需要红色政权保护其财产和生命安全,也需要通过政府垄断的行业继续聚敛更多的财富。因此,他们是中国现行体制的坚定支持者,而不是民主化的促进者。

中共的红色权贵们在短短的20到30年内如何从一无所有变成巨富家族群,这是共产党资本家们发财的秘诀,也是理解共产党资本主义制度和判断中共利益集团未来政治走向选择的指南。简单来说,这个秘诀和指南就是,不法侵吞国产,垄断重要行业,操控政策获利,维持专制统治。不法侵吞国产,是指中共的经济管理精英们利用国企私有化过程,或者直接侵吞中小国有企业的资产,或者无偿获取上市大国有企业的股份;垄断重要行业是指,保留国有大企业在金融、能源、电力、交通、电信等行业的垄断地位,让红色精英或红二代占据这些大企业的要津,这类规模往往进入世界企业500强的超级大企业既提供大量税收以支撑红色政权,也让高管们通过获取股份、项目回扣和高薪、高奖金而迅速成为富翁;操纵政策获利是指,红色精英及其亲属通过参与或影响政策制定,抢先插手到政策给以优惠的行业或项目中,从而轻而易举地摄取巨大的利益;而维持专制统治则是指,红色权贵们极端敌视民主化,希望能够“永保红色江山千秋万代”,也就是希望让共产党的专制永久地保护自己的特权和巨额不法财富。

当这个国家的大批企业和财富掌握在身为共产党员的红色资产阶级手中的时候,对红色资本家来说,唯一可以信赖的制度性保护,既不是市场经济体制,也不是法治,而是“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他们对全社会其他成员的永久型专政。他们很清楚,传统社会主义那套经济制度丝毫不值得留恋,现在他们不但拥有比民主国家的企业家更容易获得的财富,也拥有无需竞争的优越政治地位,还可以阻止民主化可能造成的政治、经济清算,这就是中国模式的实质。很明显,在共产党政权之下,这种红色资本主义不会自发地转型成为民主制度下的资本主义。长期以来西方学者中有一种看法以为,经济自由化之后,原来的红色精英会自然地拥抱民主和自由。中国的转型结果证明,这种想法不但幼稚,而且是错误的。但是,红色权贵们也很清楚,“中国模式”时刻面临来自社会底层的威胁,因此,他们一面把个人的巨额资产向西方国家转移,一面把亲属移民到西方国家,以便留下后路。他们的“用脚投票”实际上宣布了“中国模式”的前途十分渺茫。

1989年初,邀请笔者访德的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安排几位访问学者参观位于特里尔的马克思故居。当时留言簿上有人用中文写下一句话:“老马啊,你可把咱害惨了。”现在看来,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因为马克思也被中国模式害惨了。若让马克思现在来评价共产党资本主义,他可能既恼怒又欣慰:恼怒的是,共产党居然要靠“嫁”给自己的敌人资本主义才能存活下去,这对他的理论和主义是最大的讽刺;而欣慰的是,不管采用什么样的反马克思主义手段,总算还有个别机会主义的共产党政权依然活着,证明他也不是一无是处。但是,马克思仍然无法摆脱一个巨大的困惑:他的理论的基本框架奠基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假设之上,强调先进的生产力必然改变落后的上层建筑;但是,中国模式却逼着马克思不得不彻底推翻他的核心概念,从而也推翻整个马克思主义。在共产党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无产阶级专政”这一上层建筑,其实是依靠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而维系下去的;那么,这个上层建筑究竟属于已经消失了的旧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落后残余,因此将被历史淘汰,还是因其“先进”性,将必然孕育出又一次铲除共产党资本主义的新共产主义革命?或者,为了从中国模式里吸取教训,马克思必须把他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说,改成“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这不仅对马克思来说几乎是天问,而且对中共来说,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意识形态危机。现在马克思的肖像仍然立在天安门广场上,因为他能为红色资产阶级的特权身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延续提供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解释。吊诡的是,中国模式本身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但中共生存下去的诀窍就在于,举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和招牌,建设和巩固反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国模式既挑战了马克思主义,也挑战了民主化理论。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第185期  2016年6月10日—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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